李俊强:北魏法制的汉化——以“费羊皮案”为视角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18-12-22浏览次数:0

  ▲ 石刻《礼佛图》中的魏孝文帝形象

西晋灭亡后,东晋偏安南方。鲜卑氏趁机建国,并于439年统一黄河流域,国力强盛。493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政策,习汉字、穿汉服、与汉人通婚。政治法律制度方面,远追汉晋古律,近效南朝新法,至宣武帝正始元年(504),已制定出立法水平相当高的《魏律》,“取精用宏,转胜于江左承用之西晋旧律”。

贫人卖女引发司法疑难

宣武帝永平三年(510),冀州发生了一起卖女葬母的案件,因州县难决,被报至朝廷。尚书李平奏称:“冀州阜城民费羊皮母亡,家贫无以葬,卖七岁子与同城人张回为婢。回转卖于鄃县民梁定之,而不言良状。”表面看来,案情并不复杂:良人家贫,卖女葬母,买者又把其女当成奴婢,转手卖出。法律对“卖良为贱”有禁止规定,判决并非难事。问题在于:其一,费羊皮家贫无力葬母,不得已而卖女,既是孝子,又是被卖女子之父,事关伦常,定罪颇难;其二,转卖者张回的买人及转手卖出行为如何处置,法无明文规定,如何定罪成为难题。

有意思的是,三位高级官员都把刑罚锋芒指向张回,对费羊皮之罪则未甚措意。

李平的处断是,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比照《盗律》“掠人、掠卖人、和卖人为奴婢者,死”的规定,“回故买羊皮女,谋以转卖,依律处绞刑。”将张回定为“和卖人为奴婢”罪,处以死刑。宣武帝审阅李平的奏疏后,理智地认为本案张回、费羊皮都有罪责,“于律俱乖”,不应只重处张回。他要求群臣各抒己见,讨论出合情合理的处断方案,“推例以为永式”,为以后处理同类案件确立先例。

廷尉少卿杨钧认为:“《盗律》‘掠人、掠卖人为奴婢者,皆死’,别条‘卖子孙者,一岁刑。’卖良是一,而刑死悬殊者,由缘情制罚,则致罪有差。”张回并没有掠人,不宜重处,他构成犯罪,是因费羊皮卖女在先,只是从犯,“买者之罪,不得过于卖者之咎也”。但他买婢于费羊皮后,又转卖梁定之,“准此条例,得先有由;推之因缘,理颇相类”,行为颇类掠卖人为婢,应处以流刑。

三公郎中崔鸿则以为,法律规定“卖子有一岁刑;卖五服内亲属,在尊长者死,期亲及妾与子妇流”,但未规定买者如何处断,但“卖者既以有罪,买者不得不坐”。他把张回之罪分为两部分,一是“知人掠盗之物而故买者,以随从论”,从掠良之人手中买人,罪重不过流刑。费羊皮卖的是自己女儿,不同于掠人而卖,所以张回应酌情减为处五年徒刑。二是张回不应明知是良人,仍转卖他人,假如费羊皮女儿“因此流漂,罔知所在,家人追赎,求访无处,永沉贱隶,无复良期”,则张回之罪“与掠无异”。两罪合一,仍建议处死张回。

重臣驳议与皇帝裁定

北魏虽然汉化,也保留了不少胡族政权的传统,特别是皇帝的伯叔兄弟经常身兼将相,握有军政大权。在本案中发表重要意见的元雍(-528)就是其一,他曾以司空身份主持议定律令,在法律方面比较在行。他不同意李平等人的处断,认为用《盗律》的“和掠人”条来处罚张回,既引征法律不确,又处刑失之过重。“州处张回,专引《盗律》,检回所犯,本非和掠,保证明然,去盗远矣。今引以《盗律》之条,处以和掠之罪,原情究律,实为乖当”。他部分赞同杨钧的意见,认为“若羊皮不云卖,则回无买心”,卖者是主犯,买者是从犯,今后此害案件,“买者之罪,宜各从卖者之坐”,张回作为从犯,不宜重处。他又反驳崔鸿的意见,认为“既一为婢,卖与不卖,俱非良人。何必以不卖为可原,转卖为难恕”,所以张回之罪微不足道,“鞭一百”足矣。

更关键的是,元雍对费羊皮因贫卖女表示同情,认为“卖子葬亲,孝诚可美,而表赏之议未闻,刑罚之科已降,恐非敦风厉俗,以德导民之谓。请免羊皮之罪,公酬卖直。”不但主张费羊皮无罪,还认为他的行为对于整齐风俗有功,不但不予处罚,还建议国家出钱替他赎女。最后宣武帝采纳了元雍的意见,裁定“羊皮卖女葬母,孝诚可嘉,便可特原。张回虽买之于父,不应转卖,可刑五岁。”张回被判五年徒刑,“主犯”费羊皮倒反因为孝顺而免予处罚,释放归家。

北魏法制的汉化

中国古代在法无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如何处断犯罪行为,最迟在《秦律》中就有比照其他律条处理的规定,如“臣强与主奸,何论?比殴主。”这种观念一直延续不断,立法时大量参考《汉律》《晋律》的《北魏律》,也继承了这种传统。所以,即使张回罪无明文,也要类推以定。西晋刘颂有“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之名论,堪称中国版的“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过在司法领域未能彻底贯彻,成为空谷足音。《秦律》以来的类推断案,则发展得更为原则化,至唐代遂有“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的原则出台,并延至清末。

对费羊皮不予处罚,体现北魏国家积极推行汉化,提倡孝道、重视伦常的价值追求。细看元雍的驳议与宣武帝的诏书,连遣词用句与表达风格,也与此前汉晋统治者非常相似。元雍和宣武帝都是孝文帝汉化政策的继承和推广者,他们对于在法律运作中贯彻忠孝之道,甚至比李平、杨钧、崔鸿等汉族官员更为积极,有不以自己为胡族之意。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司法中出现曲法申情,是十分自觉与自然的。陈寅恪称《北魏律》由儒家化的《晋律》辗转嬗蜕,并经北齐、隋以至于唐,实属确论。

(作者:李俊强 贵州财经大学副教授、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文章来源:《法制日报》2018-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