茆巍:千古功过话郭案——1385年“郭桓案”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19-03-16浏览次数:0

明代洪武年间的四大案(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蓝玉案)均以镇压惨烈著称。“胡惟庸案”“蓝玉案”主要是针对政治领域,关注的人比较多;“空印案”“郭桓案”主要针对经济领域,其实更值得讨论。

案件始末

郭桓,山东兖州东平人,洪武四年(1371)以贤良荐;十七年,以前山西按察司佥事试户部右侍郎,同年五月,试任户部尚书;十八年,因山东左布政使徐铎迁户部尚书,又降为右侍郎,同年三月案发。关于其人的资料,大抵就这么多,这种信息上的模糊,与另两起大案类似:如“胡惟庸案”主角贵为丞相,至今却连生年也无人知晓;至于“空印案”,连发生的准确年份也难以确定。究竟是时光湮灭,还是人们因潜意识里的过于惨痛,而选择主动忘却呢?

“郭桓案”的最初案发,是因御史余敏、丁廷举告发北平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的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与户部侍郎郭桓等暗通舞弊,侵盗官粮。经过彻查,专案组认定郭桓等有多项侵贪事实。突出的有应天、宣城等五州府的夏税秋粮,官田减半,民田全免,却竟“无一粒上仓”;浙西应收秋粮450万石,只收了260万石左右,另190万石粮食认为被郭桓等私分。这两个地区,一是朱明王兴之地,另一是江南膏腴之区,尤其引人注目。此外还有收仓粮食中掺水,导致全仓粮食坏烂;征收过程中巧立名目,多收费用等。

问题不仅如此,朱元璋还由此扩及到12布政使,认为由此算来,全国共由此损失少收粮食2400万石左右,接近国家一年的财政收入。后来连朱元璋自己也觉得数字过大,遂以700万石定赃。根据《明史·刑法志》,“郭桓案”的结果是“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兵部尚书等也被牵连处死。又因为追赃的缘故,“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朝堂及富户为之一空。

案发缘由

“郭桓案”自发生始,就得到各种不同的评价。三月案发,六月底朱元璋就发布了《六部赃罪诏》,在匆匆结案的同时,最后以对该案承审官右审刑吴庸处以磔刑而告终,本身就能说明一定的问题。

该案的正面因素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如明人称其“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嘉靖时,以古怪出名的海瑞面对当时的形势,也呼吁恢复高皇帝之酷刑,以清吏治。但是,这样一起万人之头落地的案件,在短短四个月内告终,其中没有冤屈是不可能的。无论是2400万石还是700万石的定赃数,都存在可疑之处。洪武朝户部尚书任期平均不足八个月,郭桓就任户部之职前后也不足一年,且并非均是正职,却能在雄猜狂暴的朱皇帝眼皮底下,将一年的财政收入全部贪去,未免令人难以置信。而且所谓的征收多取费用,本身也与当时条件下的运输、储存成本有关。之后清代雍正朝的火耗归公,就是对这些损耗和费用的正面承认。

如今人李珂先生所言,该案在清除污吏的旗帜下,更多的是一种中央与地方的经济权争的结果。如果说“胡、蓝案”是政治与军事斗争,打击淮右功臣宿将的话,“郭案”最终指向的是打击地方豪强。朱元璋本人也承认,当时民间多以洒派、包荒、诡寄等手法,拒绝或减少纳税,收仓粮食不足就与此有关。在此之前,朱元璋已通过铁榜形式,告诫过参与此事的公侯。通过“郭桓案”的部署,特别是紧随而至的追赃,可以在打击豪强的同时,将隐匿的户口与土地划归到政府的册籍之中,在保障自耕农生活的同时,实现了中央的经济专制。从这一点说,它与清初三大案之一的“奏销案”有异曲同工之处。

郭案余绪

雄猜的朱皇帝,当然不会仅仅于此止步,他还力图以律法的形式巩固已有的成果。学界公认的是,“郭桓案”的另一作用就是直接刺激了《大诰》三编的产生,自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朱元璋亲手编订的《大诰》三编出台,要求全国人手一本,作为科举考试必读书目。在《大诰初编》74条中,涉及到“郭桓案”的即有11条。与《大明律》不同的是,《大诰》通篇布满了族诛、枭令的酷刑,在体现朱元璋“明刑弼教”思想的同时,也企图以恫吓手段警示后来的玩法者。

关于“郭桓案”还一直有个流行的说法,就是朱元璋为了减少官吏作弊的机会,命令将原来记载钱粮数字的汉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用“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陌、阡”等。不过敦煌文书的发现,否定了这个传说的真实性。然而,能将这个变革与此案相联系,与沈万三的故事传说、大槐树的迁涉掌故一样,说明了相关事件在社会中引起的巨震,及其留在集体记忆中的深刻烙印和久远沉痛。

这种以酷杀为手段而忽略刑罚差等性的打击模式,效果无论如何都是存疑的。朱明王朝极低的薪俸待遇,也决定了其持续之困难。此案后不久,朱元璋就发现“郭案”中之一的龙江卫仓官,因为参与盗卖官仓里的粮食,被处以墨面、文身、挑断脚筋、割去膝盖之刑,原想留其刑余之身于该处,告诫后来者毋生贪念,结果他在看管粮食的同时又故态复萌。这个仓官的结果可想而知。但估计此事受挫更重的当是朱元璋本人,他在得知后感叹说,“此等凶顽之徒,果将何法以治之乎?”

(作者:茆巍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文章来源:《法制日报》2019-0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