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凤鸣:要案审理的明线与暗线——1711年“科场案”与督抚互参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19-03-17浏览次数:0

康熙五十年(1711),江南科考考官徇私舞弊,引发士子抗议,揭开了“科场案”的帷幕。因系群体作案,本案牵连者众多,江南总督噶礼(-1714)与江苏巡抚张伯行(1651-1725)互参揭发,乃至相争相殴,体统尽失。这些戏剧化的情节,使敏感的科场舞弊案更为引人注目,康熙帝震怒,谕令彻查。

“贡院”还是“賣完”

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中国,自古多才俊的江南,科考更是倍受关注。但是,在1711年科考中,本应是才慧之选的科场,上演的却是财贿竞赛。中举结果过于离谱,士论大哗,诸生千余人哄闹,将五路财神像抬入府学,并将“贡院”之匾换为“賣完”。一副对联直指正副考官左必蕃和赵晋,颇耸人心,词曰:“左邱明有眼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时任江南总督噶礼自知众怒难犯,无法就地消化,只得上报朝廷。

对于如何追究此案,噶礼与张伯行产生了分歧。噶礼是满洲正红旗人,“勤敏能治事,然贪甚”。在审理过程中,被控行贿的士子交代了做标记(在卷中标“其实有”三字)、夹带、替考等情状,并勾连出副主考、分房阅卷官受贿的事实,张伯行欲穷其狱,要求顺藤摸瓜、追根究底。噶礼却一反常态,“盛怒,刑证人,遂罢谳。”于是,张伯行奏劾噶礼在科场舞弊中索银五十万两,才不再往下追究。贪赃在清代是重罪,科场贪赃尤属恶劣,张伯行一出手就没有留下余地。

噶礼随之上书参劾张伯行。他首先是为自己辩解,诡称“臣正鞫囚,伯行谓臣言不当,臣恐争论失体,缄口结舌。伯行遂阴谋诬陷。”又劾伯行猜忌糊涂,不能清理案牍。尤为歹毒的是,噶礼影射张伯行与“戴名世文字狱案”有关,并知情包庇。众所周知,清代对文字狱案件的处理,向来是宁枉勿纵、斩草除根。这是要把张伯行往死里整的节奏。两人皆是封疆大吏,康熙不便直接表态,只好将两人一起解任,谕令户部尚书张鹏翮(1649-1725)“互参案”与“科场案”一并审理。

本案的明线

所谓明线,是指法律明确规定的审理程序。清代实行逐级审转复核制,不管当事人是否服判,所有案件均须逐级上呈至相应衙门复核。绝大多数案件以州县为第一审,然后根据案情,相应上呈府州、按察司、督抚等复核,这是地方程序。对于重案要案,地方没有终审权,须咨送刑部复核,一些特别案件,还须通过内阁上奏皇帝,或直接向皇帝专折奏报。一般情况下,皇帝收到刑部上奏的初拟裁判后,会再令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核拟具奏,觉得特别难办的,还可谕令九卿会审。明线的基本特点是,运用上级掌控与多头牵制的办法,遏制司法腐败和司法失控。

本案当事人皆属职官,根据惯例应在革职后才能审理,又因两人皆位高权重,于是遣官直接赴江苏审理。主审官张鹏翮是汉臣,康熙曾称其“天下廉吏无出其右”,纵然如此,面对此案仍觉极为棘手。两名犯官虽被解任,身份犹在,起死回生,只在皇帝一念之间。能否两不得罪呢?也不行,一则对皇帝无法交差,二则其子适为安庆知府,必须两者择一。由于噶礼是满臣,又为管领三省的总督,两害相权取其轻,弃张保噶是较优选择。于是,张鹏翮袒护噶礼,奏请将张伯行夺职。然而,张氏揣摩圣意有误,出乎意料的是,康熙帝又遣户部尚书穆和伦、张廷枢赴江苏复审。

主审官虽然更换了,官官相护的逻辑却没有变,新任主审官也没摸透皇帝的心思,审理结果照旧。实际上,是把皮球又踢给了皇上。康熙帝只好表态:噶礼性喜生事,张伯行“操守为天下第一”。案子未过皇帝关,又被交九卿、詹事、科道察奏,康熙帝在审前即定下调子,称先前遣官审理,反为噶礼所制。皇帝当幕后导演,九卿当然跟着演奏,于时奏请将两者皆夺职。康熙帝只接受了半份判决,夺职总督噶礼,留任巡抚张伯行。

本案的暗线

康熙帝之所以作出相反的判定,并不是从文书中寻出了蛛丝马迹,也不是有天纵智才,而要归功于司法程序之外的暗线。其中至关重要的是两名江南耳目,分任江宁织造和苏州织造的曹寅与李煦。

实际上,“科场案”刚开始,即便噶礼不上奏,也瞒不住康熙,因为李煦已将此事上报,连同嘲讽考官的诗词对联也一并抄呈。康熙帝阅奏后硃批:“京中早已闻之,可羞之极矣。”李煦又详细汇报了案件审理的过程,还辅之以相关点评。他称张伯行“心怀多疑”,张鹏翮“未有定见”;康熙硃批称:“巡抚是清官,总督也勤谨”,令其打听群众舆论。李煦不久回奏,语多偏袒噶礼,称江南百姓为请总督留任而罢市。可见,李煦也在揣摩圣意,此后的奏折多是虚应故事,还借扬州人之口吹捧“我皇上圣明无微不照”。

曹氏则奏称:张鹏翮只求调停结案,噶礼实无卖举之事,而张伯行参劾督抚,亦非为科场持公之心。百姓请求留任二员,显系官员粉饰曲全。康熙令其“再打听、再奏”。曹氏随之又奏:张鹏翮之意,估计是因为听闻京口将军代奏噶礼留任之事,是为探测圣意,始作定局。张鹏翮将案审结后,曹氏又奏:张鹏翮只将数案“潦草了局,在江南名声大损,人人说其糊涂徇私。”而参审的安徽巡抚梁世勋,每日只在公馆“静坐养病”。康熙硃批:可笑。

应该说,曹寅的奏折是强化康熙帝判断的重要因素,也是让康熙另遣穆、张二员复审此案的主因,由于两人回护原审,又不得不进行九卿会审。至于什么因素使康熙帝偏袒张伯行,很可能纯属偶然,据《啸亭杂录》载:某日,康熙帝到孝惠章皇后处请安,适逢噶礼母亲,遂与其言及此案,岂料噶母直言其子贪状。康熙帝愤然曰:其母尚耻其行,罪不容诛矣。这虽是佚闻,只能聊备一说,但可以确定的是,暗线才是左右康熙意志的主要通道。专制时代,皇帝依靠明暗两条线来控制官僚、执掌权柄,在信息不通、民主未萌的当时,已算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最优选择。

(作者:李凤鸣 南京工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文章来源:《法制日报》2019-0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