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民:唐律与丝绸之路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19-03-19浏览次数:0

内容摘要  丝绸之路最晚起源于汉朝,到唐朝已经比较成熟。唐律是唐朝的一部刑法典,也是一部最重要的法典,其适用范围比较广泛,包括丝绸之路在内。唐律与丝绸之路有密切关系。唐律维护国家、人身、财产等安全,为丝绸之路保驾护航。丝绸之路也反哺唐律,为其增添内容并成为扩大其影响的载体,以致一些东亚国家以唐律为楷模,制定本国法律,最终成为中华法系的成员国,中华法系也因此而在唐朝得以确立。今天,中国正在提倡、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其中少不了适合于“一带一路”的法治建设,而中国的唐律可以为其提供必要的借鉴。期望“一带一路”与法治建设同行,使“一带一路”顺利推进,为世界创造一个更为美好的明天。

关键词  唐律  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  中华法系  中国古代史

作者  王立民,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042

基金项目  上海市哲学社科规划项目“中国法制史研究70年”(2017BHB13

 

在唐朝,既有唐律,也有丝绸之路。唐律是唐朝的一部刑法典,也是唐朝的一部主要法典。丝绸之路最晚产生于汉朝,到唐朝又有发展,特别是在“安史之乱”以后,还专门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1]这样,唐朝便有了陆上与海上两条丝绸之路了。唐律与丝绸之路关系密切。唐律维护、保障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畅通,丝绸之路又为唐律增添新的内容并成为扩大其影响的载体,以致一些东亚国家纷纷仿效唐律,成了中华法系的成员国,最终形成了以中国为母国的中华法系。当前,未见有关于唐律与丝绸之路的专门研究成果,现作些尝试,以飨读者。

一、唐律在丝绸之路中的作用

在唐朝的丝绸之路中,许多地方都在唐朝的领土上。陆上丝绸之路中的长安、金城、凉州、张掖、嘉峪关、哈密、瓜州、敦煌等地方是如此,海上丝绸之路的扬州、泉州、广州等地方也是如此。它们都在唐律的管辖范围之中,唐律的规定都适用于丝绸之路并突出表现在对国家、人身与财产等安全的维护。

1.唐律维护国家安全

丝绸之路要跨越欧洲、亚洲的许多国家。国门打开,外国人出入唐朝的机会增多,国家安全的问题就会更加突出。唐朝的国家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就会釜底抽薪,葬送丝绸之路。唐律从国家的长治久安出发,打击各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

在唐朝,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有多方面,主要涉及叛国投敌、非法武器交易与漏泄国家重要信息等。唐律就从这些方面打击犯罪行为,而且危害越大,用刑就越重。其中,叛国投敌犯罪对唐朝的危害最大,用刑也最重。这种行为被称为“谋叛”,即“谋背国从伪”。[2]唐律规定,不仅谋叛者本人要被处以死刑,还要株连到家庭成员。“诸谋叛者,绞。已上道者皆斩。妻、子流二千里”。[3]涉外的非法武器交易与漏泄国家重要信息的犯罪也都会危害唐朝的国家安全,也都在打击之列。唐律规定,唐朝人员与外国人(化外人)“私相交易”而“私与禁兵器者,绞”。[4]还规定,外国人在唐朝作间谍,同样要被处以死刑。“若化外人来为间谍”,“绞”。[5]唐律通过打击损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来维护国家安全,加固丝绸之路的基础,使其兴旺不衰。

2.唐律维护人身安全

丝绸之路是人们进行贸易、发展经济之路,人是重中之重。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人们缺乏安全感,长距离的古丝绸之路无法维持。唐律通过维护人身安全来保证丝绸之路生生不息,重点打击的是那些直接危害人身安全的杀人、伤人、强奸的等一些犯罪。

唐律不仅惩治侵害人身安全的犯罪,还把其恶性程度作为一个重要的用刑参数。恶性程度越大,用刑就越重。谋杀人犯罪的恶性程度最大,用刑也最重,直至死刑。唐律规定:“诸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6]唐律对一般强奸犯罪的用刑不算重,仅为徒刑,即“徒三年”;如果因此而把妇女打伤了,那就按数罪并罚来量刑,用刑就会加重,直至流刑。[7]在重视恶性程度的同时,唐律还考虑到犯罪结果。犯罪结果越严重的,用刑也会越重。这在伤害犯罪中表现的非常明显。比如,在斗殴伤人中,打掉被害人一颗牙齿的,犯罪人要被“徒一年”;打掉两颗牙齿的,犯罪人就要被“徒一年半”了。[8]唐律通过打击危害人身安全的犯罪,来维护人身安全,保护丝绸之路的主体,保证丝绸之路的正常运行。

3.唐律维护财产安全

丝绸之路以贸易为主要表现形式,财产是其中的贸易对象。人们通过贸易取得经济利益,求得共同发展与富裕。财产得不到保障,其危害不言而喻。唐律主要通过打击强盗、窃盗与诈骗等犯罪,来维护丝绸之路主体的合法利益。

唐律中的强盗犯罪是一种以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来非法取得他人财产的犯罪。这种犯罪的危害性很大,用刑也重于窃盗、诈骗犯罪,可至死刑。唐律规定:“诸强盗,不得财徒二年;一尺徒三年,二匹加一等;十匹及伤人者,绞;杀人者,斩。”[9]唐律中的窃盗类似于今天的盗窃,是指用隐秘手段而非法取得他人财产的犯罪。唐律对窃盗犯罪的用刑按其犯罪所得为依据。所得多就用刑重,反之则用刑轻。它规定:“诸窃盗,不得财笞五十;一尺杖六十,一匹加一等;五匹徒一年,五匹加一等,五十匹加役流。”[10]唐律把诈骗犯罪也列为打击对象,而且对这一犯罪的用刑参照对窃盗犯罪的用刑,即“诸诈欺官私以取财物者,准盗论。”[11]唐通过打击损害财产的犯罪,有效维护丝绸之路上的财产安全,保证丝绸之路蒸蒸日上。

4.唐律维护其他安全

在丝绸之路中,还有一些安全也需要得到保障,比如运输工具、航行与交易等的安全。唐律对这些安全也有所规定。马是陆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交通工具,运载人、货等都少不了马。唐律对马有特殊的保护。它规定,主人杀了自己的马要被“徒一年”,杀了他人的马要被“徒一年半”。[12]在海上丝绸之路中,航行安全十分重要,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唐律对维护航行安全也作了规定,凡是没有按照规定行船的,都要被“笞五十;造成人、财损失的,要按实际损失加重用刑,量刑幅度在杖刑与徒刑之间。[13]

另外,唐律还特别重视交易安全,用刑事手段来打击非法债务人,以保证契约的正常履行。这在丝绸之路中也十分重要,不可或缺。唐律规定,债务人违反契约不履行债务的,即“负债违契不偿”,就要被用刑,幅度是“一匹以上,违二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不仅如此,还要继续履行还债义务,即“各令备偿”。[14]可见,在丝绸之路中,非法债务人不仅得不到一点违约的好处,反而是得不偿失。

唐律的这些内容得到不同程度的实施。这里举两例证之。一例是有关打击叛国投敌的犯罪。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10月,西部边境的吐蕃部落侵犯唐朝,形势紧迫,皇帝逃往陕州避敌。想不到,将军王怀忠拦截了500多名唐朝骑兵,还纠集了一批人,叛国投敌。“将军王怀忠遂闭苑门,横截五百余骑,拥十宅诸王西投吐蕃。”他还无耻地说这种犯罪行为是“以副天下之望。”然而,这种倒行逆施的叛国投敌行为还是以失败告终,王怀忠因此而被“赐死”。[15]另一例是有关打击危害人身安全的犯罪。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黑水靺鞨国的武艺派人去诛杀身在唐朝的门艺,然而刺杀没有成功。“密遣使至东都,假刺客刺门艺于天津桥南,门艺格之,不死。”为了保障门艺的人身安全,打击危害其人身安全的犯罪,河南府派人抓捕刺客,结果“河南府捕获其贼。”[16]这些案件之处理依据都是唐律的规定。从这两个案例中可知,唐律确是在丝绸之路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二、唐律在丝绸之路中的优势

唐律只是唐朝法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唐朝其他法律相比较,唐律的内容更具有强制性、广泛适用性、权威性和稳定性的优势。这些都十分有利于丝绸之路的运行。

1.唐律更具有强制性的优势

唐律既是中国现存第一部内容完整的法典,也是一部刑法典。它的名例篇是关于刑法指导思想、原则、刑罚等刑法总则内容的规定,其他11篇则是关于刑法分则内容的规定,其律条结构均有罪行与法定刑组成。其中,虽有民事、行政等制裁方法被使用,但都为刑事附带而已。[17]唐律的刑法典属性决定了与其他部门法相比,它的制裁手段是最为严厉的制裁手段,甚至可以适用死刑,剥夺犯罪人的生命。唐律中规定的死刑就有绞、斩两种。[18]任何法律都具有强制性,然而唐律的这种最为严厉的制裁手段使其具有了最大的强制性,并为其他法律所不具备。人们不敢轻易违反唐律的规定,否则就会受到严厉制裁,轻者被笞、杖,重则被徒、流,甚至处死。为了规避这种制裁,人们不得不遵守唐律的规定。

唐律的这种强制性又决定了它很强的规范性。即它具有很强地规范人的行为的作用。法律都具有规范性作用,但刑法的规范作用特别突出,因为它具有很强强制性。唐律就是如此。它所规定的内容因其背后的强制性而比较容易得到实施。只要唐律规定都得到较好地实施,人们的行为与唐律的要求保持一致,社会治理就会比较理想。事实证明,在唐朝的贞观与开元时期尤其如此。贞观时期,“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不闭户。”[19]贞观四年(630年)全国死罪者只有29人。“(贞观)四年,天下断死罪二十九人。”开元时期也十分类似。在唐玄宗执政的“二十年间,号称治平,衣食富足,人罕犯法。是岁刑部所断天下死罪五十八人。”[20]唐朝的社会治理是这样,丝绸之路的治理也是这样。

2.唐律更具有广泛适用性的优势

唐律是唐朝刑法典的属性决定了它的内容会比较广泛。这是由刑法的属性所决定的。刑法要打击犯罪行为。这些行为的前提是违法,违反了除刑法以外的部门法。当这些违法行为危害太大,达到犯罪程度的时候,就不由这些部门法调整而由刑法来调整了,即由刑法打击这些犯罪行为。从这种意义上讲,刑法还是一种保障法,保障其他部门法实施的法律。刑法也就成了这些部门法的后盾。刑法的内容因此而具有了广泛适用性。唐律也是这样。

唐律规定的内容比较广泛,涉及到唐朝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唐律除了名例篇以外的11篇,各自都有自己的打击对象。比如,卫禁篇打击的是侵犯皇权与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职制篇打击的是打击官吏各种违反职务行为的犯罪行为,户婚篇打击的是户籍、土地、税赋、婚姻等方面的犯罪行为等等。这11篇的综合,就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包括进去了。综合起来,打击的犯罪有:侵犯皇权与国家、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公共安全的犯罪,妨害管理秩序的犯罪,职务、军事、审判方面的犯罪等等。其中,就有对丝绸之路关系比较密切的危害国家、人身与财产安全等方面的犯罪。这些有关犯罪的规定已经能够涵盖丝绸之路中的主要方面,满足为其保驾护航的基本需要。这也成为要特别关注唐律在丝绸之路中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

3.唐律更具有权威性的优势

除了唐律以外,唐朝还有令、格、式等法律。它们都有自己规定的范围。其中,“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然而,在唐律、令、格、式之中,唐律是核心,违反了唐令、格、式后,都要按唐律的规定来进行制裁。“凡邦国之政,必从事于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21]唐律的这一核心地位决定了它在唐朝的法律中,位阶比较高,由此而赋予了它具有很大的权威性。

唐律的这种权威性会使人对唐律更具敬畏感,甚至产生敬仰。这十分有利于唐朝的法制建设,包括: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与自觉守法。丝绸之路也是如此。只要中外商人都严格依照唐律的规定办事,就会减少纠纷,杜绝犯罪,保证旅程通畅,交易公平便捷,实现双赢。

4.唐律更具有稳定性的优势

唐律是唐朝制定所有律的统称,也是唐朝所有律的一个集合概念。唐朝制定的第一部律被称为《武德律》,颁行于武德七年(624年);第二部是《贞观律》,颁行于贞观十一年(637年)。这部《贞观律》是唐律的定本,其律条已经成熟,以后颁行的律,对其律条很少改动,《永徽律》与《律疏》、《开元律疏》等等 无一不是如此。唐律颁行以后,一直有效,没有被废止,直到唐朝灭亡,前后适用了近300年。《贞观律》颁行后,唐律的内容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很少有所改动。唐律的稳定性十分明显。

唐律内容的稳定对丝绸之路建设十分有利。丝绸之路人员的游动性很大,货物的运输与交易是其常态,而且运输、交易的路线较长,要跨东亚、西亚、南亚、欧洲等许多地区。只有保持唐律的相对稳定,才有利于丝绸之路人员的记忆、熟知与使用;如果唐律的内容常变,这些人员就会无所措从,缺少对自己行为的预期,这十分不利于守法。唐律的稳定性为丝绸之路提供了便利。

唐律具有的这些优势都有助于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发展,为丝绸之路保驾护航。

三、唐律与丝绸之路的一些思考

在唐律与丝绸之路中,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思考。

1.丝绸之路丰富了唐律的内容

在唐律与丝绸之路的关系中,不仅有唐律为丝绸之路保驾护航的一面,还有丝绸之路丰富唐律内容的一方面。丝绸之路最晚在汉武帝时期被打开。他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的队伍跨过帕米尔高原,打通了通往中亚、西亚、南亚,乃至欧洲的陆路丝绸之路。有了这一通道,唐朝与路经诸国进行了经济、文化的交流,东汉明帝时佛教随之传入中国。[22]中国有了佛教以后,佛教的内容开始渗透到中国文化,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儒、道、释的融合。同时,佛教神职人员的大量产生,其行为也在规范之列。这些都是丝绸之路的衍生品。

唐律对于这些衍生品都是作了回应,并做了相应的规定。首先,唐律把有些佛教的内容纳入了自己的内容之中。关于“禁屠月”的规定就是如此。“禁屠月”源于佛教,是指每年的正月、5月、9月三个月。“正月、五月、九月断屠,盖源于佛教。”[23]在这三个时间内,不得执行死刑。唐律为此而规定:“若于断屠月及禁杀日而决(死刑)者,各杖六十。”[24]佛教的内容因此而演变为唐律的内容。印度法是宗教法,宗教规则往往就是法律的内容,唐律的这一规定也可理解为印度的法律被唐朝所吸收了。

其次,唐律规范佛教神职人员僧、尼的行为。唐律把佛教的神职人员僧、尼与道教的神职人员道士、女官赋予同样的地位,并一起加以规定。规定的内容包括:僧、尼的法律地位,禁止“私入道”行为,打击诬告僧、尼的行为,严惩僧、尼的行奸行为,保护佛教神像等等。[25]犯有这些行为的僧、尼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比如,唐律规定,道教的天尊像和佛教的佛像都受到唐律保护,任何人不得偷盗、毁坏,否则要被判以徒刑。“盗毁天尊像、佛像者,徒三年。”如果是神职人员盗毁自己宗教的神像,用刑更加重,直至加役流。“道士、女官盗毁天尊像,僧、尼盗毁佛像者,加役流。”[26]

丝绸之路引发的中外文化交流,不仅繁荣了唐朝的文化,也丰富了唐律的内容。从中亦可知,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国在唐朝以前就不再是一个封闭性社会,而有了开放的成分;中国至晚在唐朝,法律已不再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自我运行,而已吸纳了外来的法律,唐律就是如此。

2.唐朝的丝绸之路催生了中华法系

中华法系是世界五大法系之一。[27]它确立于唐朝,代表性法典是唐律。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外交流,外国人对唐朝的先进文化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包括唐朝的法律,特别是唐律。其中,亦包括了离唐朝比较近的朝鲜、日本、越南等一些东亚国家。这些国家借助丝绸之路,纷纷派出人员来唐朝学习唐律,从中收益。他们来往的路径包括了陆上与海上的丝绸之路。以唐朝与朝鲜、日本那条路径为例。当时,人们先从陆路到朝鲜,然后利用冬春的东北季风和夏秋的西南季风,到日本;从日本回唐朝也利用这一季风。这条丝绸之路不仅承载着商人,还承带着遣唐使等人员。[28]

这些东亚国家的遣唐使负有移植唐律在内唐朝法律的使命。这里以日本为例。从贞观五年(631年)至乾宁元年(894年)间,日本先后派出遣唐使19次,最多一次人数达到651人。[29]这些遣唐使中,有人还到唐朝的高等学府国子监就学。“太学诸生三千员,新罗、日本诸国,皆遣子入朝学习。”[30]他们中就有学习唐朝的法律,特别是唐律。回国后,他们帮助日本政府仿照唐律,制定了日本著名法典《大宝律令》。“参与撰写《大宝律令》的人当中,伊吉博德、土部生罗、白猪男曾在唐留学。”[31]《大宝律令》则是《永徽律》的翻版,而《大宝律令》又“堪称日本封建立法的典范。”[32]日本的其他法律的制定也有类似情况。日本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近江令》也是“由留唐学生高向玄理等人制定的。”[33]日本大量吸收唐朝包括唐律在内的法律内容,因此而成了中华法系的一个成员国。

那时,其他的有些东亚国家,如朝鲜、越南等国家也都走上一条与日本相似的道路,纷纷以唐律为蓝本,制定自己的法律。其中,朝鲜的《高丽律》等法律就是以唐律为楷模。《高丽史·刑法志》记载:“高丽一代之制,大抵皆仿乎唐,至于刑法,亦采唐律,参酌时宜而用之。”还有越南李、陈两朝制定的法律也都仿效过包括唐律在内的法律。《历朝宪章类志·刑法志》记载:李太尊制定的《刑书》和陈太尊制定的《国朝刑律》都“遵用唐宋旧制,但其宽简之间,时而斟酌。”朝鲜和越南也毫无例外地加入了中华法系成员国的队伍。

中华法系由母国与成员国组成,缺一不可。中华法系的母国是中国,成员国是朝鲜、日本与越南等。这些成员国的形成受到唐朝的法律,特别是唐律的影响。唐朝的丝绸之路促成了中华法系成员国的形成,催生了中华法系。

3.丝绸之路在唐后仍在扩大中国法律的影响

唐朝以后的中国封建朝代继续制定自己的法律,《宋刑统》《大明律》《大明会典》和《大清律例》等陆续出台。与此同时,丝绸之路在唐朝以后也在持续,虽然陆上丝绸之路受到战争等因素的影响而有所萎缩,但海上丝绸之路有所扩大,比如明朝的郑和下西洋就史无前例。他率领2万多人,出动200多艘船只,浩浩荡荡下西洋。被认为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最多、船员最多、航行时间最长的海上航行。”[34]这就意味着,丝绸之路作为一种载体在唐朝以后继续发挥着中外文化交流的作用,包括中国法律的传播。这使东亚一些国家的立法继续从中受益,它们仍然把唐朝以后制定的法律作为立法楷模,制定自己的法律。其中,日本模仿《大明律》与《大明会典》,制定了自己的《暂行刑律》、《新律纲领》和《改定律例》等法律;朝鲜也在仿效《大明律》、《大明会典》的基础上,制定了自己的《朝鲜经国典》、《经济六典》、《经国大典》和《刑法大全》等法律;越南也是如此,制定了自己的《嘉隆皇越律例》与《钦定大南会典事例》等法律。[35]可见,随着丝绸之路的延续,中国法律也在持续发生影响,中华法系的成员国牢牢锁定在这些东亚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东亚的琉球群岛也在唐朝以后,加入了中国法律的影响圈。琉球群岛在明、清时期与中国的关系越加密切,海上丝绸之路也比较畅通,有“琉球自明迄清每有贡船,多以载货,自华归来即获资亿万”之说[36]。借助这一丝绸之路,琉球群岛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源源不断,中国法律也成为其借鉴的对象。它所制定的有些法律就是以中国法律为模板,比如《科律》就是仿自于《大清律例》。[37]琉球群岛也因此而成了中华法系的新成员国,这一切都得益于丝绸之路。

4.对“一带一路”法治建设的启示

唐律与丝绸之路的关系十分密切。唐律为丝绸之路保驾护航,丝绸之路又扩大唐律的影响,甚至助力中华法系的最终形成。今天提倡、推进的“一带一路”不能与丝绸之路同日而语。它是中国在2013年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也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和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为破解人类发展难题提供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探索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模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开放实践。[38]国家对“一带一路”建设十分重视,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然而,“一带一路”建设要顺利推进,没有法治不行。法治是这一建设的重要保障。

从唐律与丝绸之路中可以看到,法制在丝绸之路中的重要作用。今天,在建设“一带一路”中,法治要及时跟进,更不能或缺。其中,可以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大力发展服务于“一带一路”的国内法。尽快补足现存的短板,比如,让民法典等法律尽早出台,整合现存的民法等资源。另一条腿则是积极开拓适用于“一带一路”的国际法。其中,可以是双边协定,也可以是多边协定,总之要使“一带一路”的国际规则周全起来。“一带一路”虽利用了丝绸之路的外壳,但其内核完全不同,是一种新生事物,这对现代法治是一种挑战,中国应积极加以应对。

已有利好消息传来。上海东方域外法律查明中心在2017年正式揭牌,“一带一路”国际仲裁中心也将在上海落成。另外,已有155家境外的律师事务所在上海设立了代表处,上海已成为境外律师事务所在国内设立代表机构最集中的城市。[39]这些都十分有利于“一带一路”法治平台的搭建,是一种利好消息。期望中国在倡导、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与法治同行,取得经济、法治双赢,甚至多赢。

结语:丝绸之路的概念在19世纪末期由德国的地理、地质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则在20世纪6070年代由日本提出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普及使用,获得大家的认可。[40]在此以前,历史上没有丝绸之路的说法,唐朝也不可能制定以其命名的法律。唐律是唐朝的一部内容十分完整、适用范围非常广泛,强制性、稳定性和规范性都很强的法典,而且还在丝绸之路中得到实施。不仅如此。唐朝还以丝绸之路为载体,拓展了中外文化交流,也扩大了唐律的影响,以致一些东亚国家纷纷以其为楷模,制定本国的法律,唐律的内容在这些东亚国家生根、发芽,最终在唐朝形成了中华法系。唐朝以后,丝绸之路还在延续,有些东亚国家吸纳中国法律的进程也在持续,中华法系也因此而得到了巩固与发展。今天,中国已在倡议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其中的法治建设不能或缺,期望“一带一路”建设与法治建设同行,为世界创造一个更为美好的明天。

 

(文章来源:《江海学刊》2019年第1期)

 



[1] 瞿依贤:《“一带一路”是前无古人的创新——葛剑雄谈古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之别》,《劳动报》201818日。

[2] 《唐律疏议·名例》“十恶”条。

[3] 《唐律疏议·贼盗》“谋叛”条。

[4] 《唐律疏议·卫禁》“越度缘边关塞”条。

[5] 《唐律疏议·擅兴》“征讨告贼消息”条。

[6] 《唐律疏议·贼盗》“谋杀人”条。

[7] 《唐律疏议·杂律》“凡奸”条。

[8] 《唐律疏议·斗讼》“斗殴折齿毁耳鼻”条。

[9] 《唐律疏议·贼盗》“强盗”条。

[10] 《唐律疏议·贼盗》“窃盗”条。

[11] 《唐律疏议·诈伪》“诈伪官私财物”条。

[12] 《唐律疏议·厩库》“故杀官私马牛”条。

[13] 《唐律疏议·杂律》“行船茹船不如法”条。

[14] 《唐律疏议·杂律》“负债违契不偿”条。

[15] 《旧唐书·玄宗诸子·丰王珙传》。

[16] 《旧唐书·北狄传》。

[17] 王立民著:《唐律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8页。

[18] 《唐律疏议·名例》“死刑二”条。

[19] 《贞观政要·政体第二》。

[20] 《旧唐书·刑法志》。

[21] 《新唐书·刑法志》。

[22]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4卷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03—404页。

[23] 刘俊文著:《唐律疏议笺解》下,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102页。

[24] 《唐律疏议·断狱》“立春后秋分前不决死刑”条。

[25] 王立民著:《唐律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7—179页。

[26] 《唐律疏议·贼盗》“盗毁天尊佛像”条。

[27] 这五大法系分别是: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印度法系、伊斯兰法系与中华法系。张晋藩、林中著:《法师勾沉话智库》,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28] 姚嶂剑著:《遣唐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32页。

[29] 郑显文著:《律令时代中国的法律与社会》,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版,第327页。

[30] 《唐语林》卷5.

[31] 【日】石田琢智:《日本移植唐朝法律考述》,《法学》1999年第5期。

[32] 【日】石田琢智:《日本移植唐朝法律考述》,《法学》1999年第5期。

[33] 【日】石田琢智:《日本移植唐朝法律考述》,《法学》1999年第5期。

[34] 瞿依贤:《“一带一路”是前无古人的创新——葛剑雄谈古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之别》,《劳动报》201818日。

[35] 杨鸿烈著:《中国法律对东亚诸国之影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全书提要”第3页。

[36] 杨鸿烈著:《中国法律对东亚诸国之影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8页。

[37] 杨鸿烈著:《中国法律对东亚诸国之影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页。

[38]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07—409页。

[39] 陈颖婷:《沪将建“一带一路”国际仲裁中心》,《上海法治报》20171120日。

[40] 另一说则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概念首先由著名国学大师饶宗颐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海道之思路与昆仑舶》中提出。此文论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起因、航线与船舶等一系列内容,广为国内外学界的认同与称颂。颜昊:《著名国学大师饶宗颐在香港逝世》,《新华每日电讯》2018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