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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灵海:盟誓还是神判?——王里国与中里徼案
发布部门:法史网     发布时间:2018-07-18

公元前六世纪中叶,齐国发生了一起惊悚案件。大臣王里国、中里徼发生纠纷,庄公(553-547年在位)无法分辨是非,命两人共赴神社,以盟誓方式和解。谁也没有料到,中里徼竟在盟誓过程中离奇死亡,在场的王里国声称,是突如其来的神灵杀死了中里徼!这起包含神灵因素的惊悚案件,被一些学者视为早期中国曾有神判的证据,事实上该案只是一个鬼故事,与神判并无关联。

《墨子》中的“鬼故事”

一些学者认为,王里国和中里徼案证明,中国到春秋晚期还保存着神判是确凿无疑的,但也不得不承认,该案是先秦文献中有关神判全过程的唯一记载。这是不是有点奇怪呢?假如早期中国的神判真是确凿无疑的,何以只有唯一记载呢?唯一记载往往意味着不可靠,结论很容易土崩瓦解,历史学中称其为孤证不立。为了追寻该案的真相,不妨问这样两个问题:谁记载了这起案件?为什么要记载?这样,我们就找到了突破口:该案载于《墨子·明鬼》。

众所周知,与不语乱力怪神的儒家不同,墨家是诸子百家中最信鬼的一家,喜欢讲各种鬼故事。《明鬼》中记载的就是一系列鬼故事,是墨家在与儒家论辩善恶福祸问题时抛出的理论武器。把《明鬼》通读一遍就清楚了,其中的五起事件其实是五个鬼故事:第一个是杜伯变鬼杀周宣王,第二个是秦穆公庙中遇神,第三个是庄子仪变鬼杀燕简公,第四个是王里国和中里徼案,第五个是祩子神灵附身杀观辜。显而易见,墨家记载这些鬼故事的目的,是证成其有鬼论,与神判完全无关。

认为王里国与中里徼案证明早期中国有神判的学者,之所以推出偏颇的结论,原因在于没有细考该案的史源和语境。鬼故事与神判当然是不同的:鬼故事讲的是善恶报应,神判则是一种司法决疑手段。除了《墨子·明鬼》以外,先秦诸子著述中还有许多神话性、寓言性的内容,不能草率地当成事件史料来用。墨家讲述王里国和中里徼案的时候,这起案件其实已传播了一百多年,愈润色而愈失真,其观念史价值早已超过其事件史价值。

谁是“祧神”

王里国与中里徼案的关键情节,是王里国、中里徼两人共赴神社,以盟誓方式和解。不料盟誓过程中,被用来歃血的羊,大概尚未完全死亡,竟突然跃起,将正在宣读誓词的中里徼撞翻在地,腿部骨折,并且死于非命。疑点就在这里!当时在案发现场的,可能只有王里国一人。中里徼到底是怎么死的,只能以王里国的解释为准,他当然不会承认是自己杀死了中里徼,也不可能解释是羊杀死了中里徼,只好抛出一套神乎其神的说辞:羊起而触之,折其脚,祧神之而槀之,殪之盟所

最难理解的是祧神之而槀之这句话,祧神是谁,是理解本案的关键。清代以来的注释《墨子》的学者,如毕沅、曹耀湘、孙诒让、王景羲、张纯一、吴毓江、孙人和、尹桐阳等,大多认为祧神是神社里的神灵。其中,尹桐阳的观点最有见地,他举出《战国策·秦策三》中的丛往求之的例子,认为王里国和中里徼案与之相似,也是一个鬼故事祧神是神庙的神灵,所谓祧神之而槀之,应解释为齐国神社中供奉的远祖的神灵突然出现,杀死了中里徼

尹桐阳的解释很符合《墨子·明鬼》的语境。而将王里国和中里徼案视为早期中国神判证据的学者,认为该案的诉讼过程,双方各读誓词,羊所触者即为败诉,可见当时的人们相信宗教力量,运用神明的力量进行神判,这种理解方式背离了《墨子·明鬼》的原意。羊的死而复苏只是意外事件,神灵的突然出现并杀死中里徼,更是鬼故事,根本不能证明当时有神判制度。

盟誓≠神判

盟誓是中国先秦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泛适用于天子分封、诸侯分宗、法律诉讼乃至日常生活。《周礼》中将司盟一职置于秋官司寇之下,表明中国古人已清楚地认识到,盟誓与法律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会盟各方就某事相互约定义务为,表达坚守盟约的决心并自我设定背盟之罚为。清代惠士奇(1671-1741)在解释有狱讼者使之盟,其礼盖如此,就引用了王里国和中里徼案,这是很有见地的。

王里国和中里徼案中的盟誓事件,之所以被误认为是一次神判,既有误读其文意的因素,也与盟誓与神判的相似有一定关系。毕竟,两者都是纠纷解决机制,都有一些形式要求,如仪式、程序和公示性,都基于一定的信仰基础等。但盟誓与神判的不同更多一些:两者的参与者与角色不同;神灵信仰特点不同;性质与结构不同;成文与否不同;约束力和惩罚来源也不同。两者都是纠纷解决机制,但只是形似,实质却大相径庭。

盟誓的实质是通过调和各方意见、以缔约的方式柔性地解决纠纷,而神判的实质是无法调和双方的意见、不得不以神灵决疑的方式刚性地解决纠纷。王里国与中里徼之间发生的纠纷,争执三年未决,遂由齐庄公出面调和,两人盟齐之神社。作为牺牲而宰杀却尚未死亡的羊突然起而触之。垂死的羊当然不是神兽,更没有裁判的能力,否则他们也不至于讼三年而狱不断了。这起事件被墨家学者解释成了神灵突然出现并杀死中里徼,东汉人以其为信史,今人则不应惑于其说。

(文章来源:《法制日报》2018-07-04

(作者:陈灵海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教授、法律与历史研究所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