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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灵海:礼法关系转型的曲折历程——唐代“徐元庆复仇案”
发布部门:法史网     发布时间:2018-08-17

  ▲ 陈子昂(659-702年)
  ▲ 柳宗元(773-819年)
  ▲ 韩愈(768-824年)
三位顶尖学者对“复仇杀人”各持不同观点,深刻反映了中国古代礼、法关系转型的复杂性和迂回性。

中国古代的礼法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从汉代开始,礼对法的影响不断加深,法律的儒家化色彩日益明显,至《唐律》一准乎礼达到顶峰;宋代以后,法对礼的反向作用不断凸显,至清代礼规范以则例形式收入《会典》,成为法的组成部分。当然,这只是大体的趋势,其细部变化则是复杂的、迂回的、多面相的。唐代武后时期的徐元庆案,可说是深刻反映这种转型复杂性、曲折性的标志性案件。

陈子昂“礼法两兼”实则两失

唐代发生过许多复仇案,如高季辅案”“独孤修德案”(高祖时)王君操案”“卫无忌案”(太宗时)赵师举案”“智氏兄弟案”(高宗时)张氏兄弟案”(玄宗时)刘士干案”(德宗时)余常安案”“谢小娥案”(宪宗时)康买得案”(穆宗时)梁悦案”(宪宗时)等。如果说哪个案件最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礼法关系的艰难转型,那一定是徐元庆案

该案发生于光宅初年(685)。同州下邽县尉赵师韫,杀死了一个叫徐爽的人。几年后,徐爽之子元庆伺机复仇,杀死了赵师韫(此时已升御史)并自缚到官。此案之前的几起复仇案,都以喜剧收场:独孤修德仅被免官,王君操也得以免死,官方对子报父仇行为加以肯定。烈女卫无忌复仇杀人后,不仅免罪还获嘉奖,给传乘徙于雍州,并给田宅,仍令州县以礼嫁之,几乎如同景阳岗的打虎英雄武松。不难想象,当时必定有人质疑这种片面强调父母之仇不共戴天的做法,但是,在具有转折意义的里程碑案件出现之前,这种做法仍保持着习惯性的前冲力,哪怕已经不具有充分的合理性。

徐元庆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当时朝野上下,多数人仍倾向于屈法从礼,赦免徐元庆,武后也持这样的观点。这时,年轻的陈子昂(659-702)发表了不同意见,认为徐元庆报仇后束身归罪,比古代的烈士还伟大,但杀人者死,不能因人废法,合理的解决方案是:先将其定罪处死以正国典,再旌闾其墓以彰其烈。这种今人看来极为荒谬的解决方案,放在礼法关系转型的历史大趋势下观察,却极具时代特色。当时人们还不具备解决礼法两兼说逻辑缺环的理论环境:礼与法面对同一行为作出了相反的评判:礼认可的行为遭到法的否定;法惩处的行为得到礼的表彰,名为两兼,实为两失

柳宗元的“法律道德同向说”

直到一百年后,陈子昂的礼法两兼说才遭到强有力的批驳。柳宗元(773-819)指出,既杀死徐元庆又旌闾其墓的做法是非常荒谬的,将其编之于令,永为国典更是万万不可。理由非常清楚:礼与法的目的都是防乱,其本则合,其用则异,虽然适用面不同,价值观却是同向的。凡是礼表彰的行为,就是法律肯定的,杀死被表彰者是滥杀;凡是法定诛杀的行为,就是礼否定的,表彰被诛杀的人就是混乱。如果徐元庆之父本来无罪,被赵师韫杀死,那么后者奋其吏气,虐于非辜是有罪的,官府应追究其罪责;如不追究,则徐元庆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而杀死他,是守礼而行义的行为,官府应予表彰,而非将其定罪处刑。反之,如果其父原本有罪,非死于吏,是死于法,则赵师韫无罪,徐元庆杀死他是仇天子之法”“戕奉法之吏”“悖骜而凌上,应当诛杀而不应表彰。

柳宗元的观点理论上完全可以成立:礼与法本质上是统于一的,政府的职能是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不应既将案犯定罪处死予以否定,又对其旌闾表彰予以肯定,否则百姓必将适从。然而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安史之乱后藩镇崛起,中央政府威权下移,亟待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强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礼教。这解释了为什么在随后发生的梁悦案中,柳宗元的同向说并未成为定罪量刑的基准。

加强礼教 韩愈再主“引经以议”

宪宗元和六年(811),陕西富平人梁悦复仇杀人。宪宗再次面对在礼父仇不同天,而法杀人必死的矛盾,要求群臣展开讨论。在削藩方面卓有建树的韩愈(768-824)提出了其见解,认为法律本应规范复仇,之所以不规范并非遗忘,而是立法者有意为之,采取了丁宁其义于经,而深没其文于律者的规范策略。因为明确禁止复仇会伤孝子们的心,明确允许复仇又会引发滥杀,所以只好在中规定复仇,而律典中则不置一辞。

执法的时候,普通案件由法吏一断于法,复杂案件由经术之士引经以议。如果杀人行为符合两个要件,一是杀人而义,即杀的确实是仇人,仇人本就有罪;二是书于士,即复仇后须向政府报告,就可以通过引经以议获得宽宥。宜定其制为: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下尚书省,集议以闻,酌处之

从表面上看,韩愈的观点远不如柳宗元的同向说合理,但是,放在当时削藩和加强中央权威的大背景下,又是相当切中陈说之弊的,所以宪宗欣然采取其议,将梁悦特从减死之法,宜决一百,配流循州

该案使唐代中央政府对复仇杀人的态度,再次转向屈法从礼。但从长期来看,礼法关系的转型尽管是复杂的、迂回的、多面相的,但唐代以后法对礼的反向作用不断凸显,国家对复仇杀人越来越倾向于否定,仍然是柳宗元的同向说而非韩愈的酌处说成了后世统治者采纳的基本原则:不但礼与法对同一行为作出同向评判,连礼本身也成为具有刚性和可预见性的法的一部分。

(文章来源:《法制日报》2018-07-18

(作者:陈灵海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教授、法律与历史研究所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