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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玺:水穷云起:两宋之际长流刑的运行与嬗变
发布部门:法史网     发布时间:2018-10-10

摘要:宋代长流隶属“闰刑”畛域,旨在完善减死规则,并且是催生配隶制度的动因之一。长流与配隶之间的抵牾现象,实质上反映了配隶日盛,长流渐衰的升降关系,以及长流为配役所吸纳的转变历程。由长流到配隶,由配隶到编管,长流性质与功能的逐步转化,成为中古时期诉讼惯例向诉讼制度厘革嬗变的历史缩影。

关键词:流刑;诉讼惯例;刑罚体系;配隶

基金项目: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诉讼惯例研究”(16XFX002)。

 

长流刑自唐代创制以来,一直以惯例样态游离于律典之外。古代五刑体系在两宋之际急剧变化,配隶、配役、配军、安置、编管、羁管等异军突起,对传统流刑规则构成严重冲击,长流逐步完成了从诉讼惯例向诉讼制度的性质转化,其体系构造、地理布局、刑罚属性等发生一系列重要变革。然而,学界关于宋代长流问题的专门研究成果,目前尚未见及(相关研究成果有:郭东旭:《宋代编管法》,《河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魏殿金:《论宋代的“羁管”刑》,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熊飞:《宋代配隶刑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20135月)。有鉴于此,有必要系统考察宋代长流的适用、变革与消亡,从而准确认知中古时期刑罚规则演化的历史进程。

一、宋代长流之裁决流程

唐高宗永徽年间,长孙无忌奏“别敕长流,以为永例。后赵公犯事,敕长流岭南,至死不复回,此亦为法之弊。”嗣后,长流作为处置罪臣的严酷刑罚,在唐宋时期得到长期适用。《宋史·刑法一》:“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随时损益。”就裁决程序而言,判定长流的案件一般须经有司杂治、群臣集议和君主敕裁等程序。

众官杂治是宋代审理要案的基本模式,也是形成长流裁判的首要环节。杂治是中国古代长期行用的会审方式,“杂谓以他官共治之也。”杂治虽在古代司法中长期行用,但其适用范围、人员组成、诉讼程序等均无定制,就其法律性质及运行状态而言,基本属诉讼惯例范畴。卢多逊长流案是北宋首次以杂治程序审理的长流案件。太平兴国七年,中书侍郎兼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卢多逊与秦王廷美结构奸谋,责授兵部尚书。太宗“命翰林学士承旨李昉、学士扈蒙、卫尉卿崔仁冀、膳部郎中知杂事滕中正杂治之。”咸平三年正月,契丹犯塞,镇定高阳关三路行营都部署侍卫马步军都虞候忠武军节度使傅潜、都钤辖西上合门使富州刺史张昭允迁延不战,失律得罪,“命工部侍郎钱若水、御史中丞魏庠、知杂御史冯拯按劾之。”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在相当程度延续了唐代御史台主导杂治的传统,众多要案的审理均于台狱杂按,断以极刑,最终敕裁宽宥,以长流发落。上述傅潜得罪,真宗令潜诣行在,“至,则下御史府,命(工部侍郎)钱若水同劾按,一夕狱具。”咸平四年,夏人寇清远军,营于积石河,张继能与杨琼、冯守规在庆州逗遛,“不时赴援,致陷城堡,又焚弃青冈砦,特诏下御史府,免死,长流儋州。”崇宁年间,黄宰上封事论丞相蔡京,“京怒,逮赴御史狱,长流海岛。”御史台狱主导长流案件审判的习惯,在南宋得以延续。建炎元年八月,“以御史鞠治陈仲、余大均、洪刍、王及之等,皆在围城中,诱致内人为妾,及因抄札金银自盗入已,论当弃市。”此外,南宋出现大理寺审理内侍赃罪判处长流事例。乾道三年,内侍陈瑶、李宗回交结镇江军帅戚方,“付大理究赃状。”后经尚书左仆射兼枢密使叶颙谏言,孝宗乃诏陈瑶“除籍笞背免涅长流循州。李宗回除籍编置筠州。”因史料阙载,陈瑶赃污案是否启动杂治程序,以及大理寺与御史台审理此案的具体差异,目前尚无法详查。

群臣集议是形成长流裁断的接续步骤。遇诏狱重案,皇帝多召集群臣讨论,参议人员范围往往限于五品以上文武常参官。“常参官”谓“常朝日常赴朝参者也。”唐制:“文官五品以上及两省供奉官、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日参,号常参官。”宋代常参官概念在继承唐、五代旧制的基础上有所厘革,据《宋史·礼志》记载:

正衙门则日见,群臣百官皆在,谓之常参,其后此礼渐废。后唐明宗始诏群臣毎五日一随宰相入见,谓之起居,宋因其制。皇帝日御垂拱殿。文武官日赴文德殿正衙曰常参……至元丰中官制行,始诏侍从官而上,日朝垂拱,谓之常参官。

北宋常参官参议长流案件事例,主要集中于太宗、真宗、徽宗等朝。南渡以后,集议事例相对稀见。《宋史·卢多逊传》:太平兴国七年卢多逊案经群臣杂治,“狱具,召文武常参官集议朝堂。”太子太师王溥等七十四人针对审判结论奏议如下:

谨案兵部尚书卢多逊,身处宰司,心怀顾望,密遣堂吏,交结亲王,通达语言,咒诅君父,大逆不道,干纪乱常,上负国恩,下亏臣节,宜膏鈇钺,以正刑章。其卢多逊请依有司所断,削夺在身官爵,准法诛斩。秦王廷美,亦请同卢多逊处分,其所缘坐,望准律文裁遣。

对照《宋会要》所录王溥等奏议远比《卢多逊传》所记详实,不仅概括卢多逊与秦王廷美结构情节,并征引《贼盗律》“谋反”条律文,对于缘坐人等的处置意见,则明确表述为“中书吏赵白、廷美涓人樊德明并请处斩,臣等谨具议定以闻。”可见,《宋会要辑稿》所录奏议,当与案件卷宗原文更为接近,后经史官节略,遂成本传文字。

群臣集议程序在多宗诏狱案件中有所反应,并对刑罚的最终裁断具有重要影响。咸平三年傅潜获罪当斩,“百官议论如律,上封者皆请正典刑。诏特贷其死焉。”咸平四年闰十二月,杨琼等狱具,罪当死,“诏五品以上集议,兵部尚书张齐贤等请如律,上特赦之。”重和元年六月己卯,朝奉大夫前知峡州王寀、资政殿学士刘昺生酬倡诗谤讪悖道,妖讹不道。“诏寀伏诛,昺长流琼州。”《宋史·刘昺传》则明确记载了两名集议人员的身份信息“事败,开封尹盛章议以死,刑部尚书范致虚为请,乃长流琼州。”

君主敕裁减死是形成长流裁断的最终环节。唐宋之际,长流不在五刑“常流”之列,司法实践中所适用的长流裁判,大多源自死刑减等。《宋刑统》规定的刑等计算,减死者当入流罪,止于三千里。然“常流”不足以惩恶,遂有“长流”施于罪臣。上述理念在宋代长流事例中屡见不鲜。如《卢多逊削夺官爵配隶崖州制》:“尚念尝居重位,久事明廷,特宽尽室之诛,止用投荒之典。实汝有负,非我无恩。”《削夺傅潜张昭允官爵诏》:“责帅之文,旧章斯在。访于群议,合寘严诛。念其逮事先朝,屡经驱策,特从宽典,俾贷微生。”咸平四年,杨琼得罪,百官议请依照律斩首,“帝念其旧劳,故宥其死。”宣和三年五月十五日,通判睦州叶居中减死长流,“自陈有母亲陈氏年老见病,别无依倚。又自缘攧损腰脚,见求医将理,待罪乞赐宽宥,故有是诏。”重和元年六月己卯,王寀、刘昺以谤讪悖道、妖讹不道罹祸,刘昺终以长流贷死。对此,诏敕特别强调“非故屈法宥奸,盖所以体天道之贵生,视斯民之觌德。故兹诏示,可出榜朝堂,布告在位,咸使闻之。”建炎元年八月一日,诏余大均、陈仲、洪刍长流贷命,高宗认为“王及之等所犯当戮,有司之法如此。但朕新政,重于杀士夫,故有是命。”上述六例中减死长流的理由大致包含议功念旧、孝亲哀矜、慎杀止刑、新政布德等施刑理念,更是最终确立长流裁判的关键所在。

二、宋代长流之体系构造

宋代继承前代“长流”除名、发遣、从坐、叙复等基本构成要素,又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逐步形成以流配为中心,附加决杖、刺面、从坐、籍没等从刑的复合刑罚体系。与此同时,受宋代折杖与配隶的影响,宋代长流实际行用与唐代存在显著差异。

(一)除名

除名是判处长流的先决条件,其目的在于褫夺罪人出仕以来所有官爵,以便发遣、管束和服役,实践中又有“削籍”、“削官”、“削夺官爵”、“削夺在身官爵”、“追毁出身以来文字”等变通表述。《宋刑统·名例律》:“诸除名者,官爵悉除,课役从本色。”疏议曰:“若犯除名者,谓出身以来官爵悉除,”“削籍”是褫夺罪臣公职身份,降为庶民的行政处分,唐代已有此类措施,贞观元年十二月,利州都督李孝常等谋反,长孙顺德坐与交,“削籍为民。”元和元年三月,收复东川,乃诏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可削夺在身官爵。”五代之际,削籍处分得以长期适用。开运元年十二月“乙酉,前登州刺史张万迪削夺官爵处斩。”广顺三年十二月辛未,邺都留守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王殷“削夺在身官爵,长流登州。巳而杀之,徙其家属于登州。”宋代常以削籍作为流刑、配隶、安置、勒归、禁锢之前置处罚,对于长流一体适用。长流人除名之后,往往附加勒停见任处分,随即履行发遣程序。

(二)发遣

宋代实行“折杖法”以后,四等流刑分别决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或决脊杖二十、十八、十七,配役一年,流犯得免远徙:“诸配流囚决讫,二十日外居作,量以配所兵校防辖。”司法实践中,宋代流刑逐步与配隶接轨,长流人发遣实行差使防援制度。北宋编敕规定了流人配送、监管制度,对于长流人犯之发遣、递送等事,当一体行用:

配送罪人,须分明置历管系,候到配处,画时具交割月日,回报元配之处。若经时未报,即移文根问,若在路走失者,随处根逐,元监送人紧行捕捉。遂诏申明,前制仰逐处据所配罪人约度地里日数,移文会问,每年终具数闻奏,转运使每半年一次举行,指挥常切关防,不得旷慢。

天圣《狱官令》规定:“诸递送囚者,皆令道次州县量罪轻重、强弱,遣人援送,明相付领。其临时有旨,遣官部送者,从别敕。”流犯须实施械禁,由居所州军派员长解,沿途诸州防援递押。宣和三年五月十五日,通判睦州叶居中长流琼州,“今所在州军枷项,差大使臣一员,禁军二十人,将校二人管押前去,逐州交替。”长流人达到流所之后,负责长解的使臣应将沿途诸州解送文书,申报尚书刑部。建炎元年八月一日,余大均、陈冲、洪刍长流沙门岛,至登州交割,高宗“令吏部各差使臣一员,步军司各差兵级一人,将校一名,防送前去。候到贬所,取逐州交管文状,缴申尚书省。”以上叶居中、余大均两案中移送囚徒,明言“逐州交替”、“逐州交管”,即《狱官令》所谓“明相付领”,指非由专使部送的一般情况下,沿途各州县的援送人,采逐州逐县交替押送犯人的方式,而不是一路从断决处押送到配所。如有司未能及时申报收管文状者,于法有罚。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右承事郎康与之“坐事长流广南”。绍兴二十六年六月四日,御史台言勘会刑部供到:

至今经涉年月,未见逐处申到收管文状。望降指挥,下刑部并所属监司,严紧催督。如所在州军故作缘故寄留,人不即押发,其当职官吏,并乞令监司按劾,重作施行。从之。

(三)随流

有学者指出:“宋代实施折杖法后,上述律文‘役满及会赦免役者,即于配处从户口例’、‘妻妾从之;父祖子孙欲随者,听之’以及流人身丧‘家口虽经附籍,三年内愿还者,放还’之规定,都已经自然失效。”其实并非如此,宋代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亲属随流事例。《宋刑统》规定,流人妻妾应随夫从坐,“妻妾见已成者,并合从夫,依令犯流断定,不得弃放妻妾。”至天圣年间,妻妾随流定制有所松动,“如两情愿离者,听之。”与妻妾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流人父祖子孙依律不在强制随流之列,“曾高以下及玄孙以上,欲随流人去者听之。”如子孙随流,则被视作司法特例,往往史籍之中予以特别提示。咸平三年傅潜长流,“子内殿崇班从范亦削籍随父流所。”重和元年六月,资政殿学士刘昺长流琼州,“听其子随逐。”宋代长流亲属至从坐范围及罚则,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发生重大调整,此于《卢多逊削夺官爵配隶崖州制》可证:

一家亲属,并配流崖州,所在驰驿发遣,纵经大赦,不在量移之限。朞周已上亲属,并配隶边远州郡。部曲奴婢纵之,余依百官所议。

此制并未区分卢多逊家属亲属,妻妾父祖子孙等,当均在随流崖州之列,且不得叙复量移。此外,大幅扩张从坐范围,卢多逊服一年丧期以上亲属一并配隶边远州郡。据《宋刑统·名例》:“期亲者,谓伯叔父母、姑、兄弟姊妹、妻、子及兄弟子之类。又例云,称期亲者,曾髙同。及孙者,谓嫡孙,众孙皆是,曾玄亦同。疑是嫡孙,故别言孙。其子孙之妇,服虽轻而义重,亦同期亲之例。曾玄之妇者非”,本案从坐者甚众,可见朝廷重惩卢多逊交结藩邸、指斥乗舆之志。

(四)籍没

籍没是宋代长流的附加刑之一。东汉已有籍没之例,《后汉书·侯览传》:灵帝建宁初,中常侍侯览以贪侈奢纵“籍没资财,具言罪状。”《宋刑统·贼盗》规定:谋反及大逆者,“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宋代长流为减死之刑,时常附加籍没罪人田宅、奴婢、资财。其中尤以靖康元年王黼籍没案最为典型。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靖康元年正月二十四日,“王黼削奪在身官爵,長流衡州。”《靖康要录》又曰:“令拘收籍没王黼、李彦等房廊住宅田土及户绝田产给还。”对于上述籍没财产的具体信息,《三朝北盟会编》征引史料详述王黼家赀豪奢之状,以及度支郎中邢倞负责抄没等事:

《秀水闲居录》云:王黼作相,初赐第相国寺东,又赐第城西竹竿巷,穷极华侈,累竒石为山,髙十余丈,便坐二十余处,种种不同。如螺钿阁子,即梁柱门窗,什器皆螺钿也,琴光、漆花、罗木、雕花、碾玉之数,悉如此第之西,号西村。以巧石作山径,诘屈徃返,数百步间,以竹篱、茅舍为村落之状,都城相第,乃有村名识者,以为不祥。黼侍妾甚众,有官封者十八人,八夫人,十宜人。《靖康前录》曰:二十四日,府尹聂山进札子,先追王黼行差,遣人追及于应天府杞县之南十里负固村,遂戮之,函首京师。随行金帛不可数,尽为小寇剽掠。差度支郎中邢倞籍其家财,倞措置无术,小人乘隙鼓唱争入黼第,绢七千余疋,钱三千余万,金玉之类为群小攘夺者三分之一。

(五)免黥

此外,伴随宋代配役制度的演进,长流之附加刑更趋繁杂,除沿用唐代附加决杖之惯例以外,增设“刺面”一项。“刺面”又称黥、墨、涅面、札面等,西汉文帝刑制改革之际早已废除,至后晋时复行于世,天福三年八月,左街史韩延嗣殴撃致死人命,“徒二年半,刺面配华州,发运务收管。”熙宁二年十二月,比部郎张仲宣犯枉法赃流贺州,真宗纳苏颂之言,以其情轻,特免杖与黥面。“自是,杖、黥之法鲜施于命官矣。”与优崇衣冠原则相适应,长流犯官亦多免决黥面。宣和三年四月己巳,“前知睦州张徽言特贷命,免真决刺面,长流万安军。”乾道三年八月三日诏,内侍寄资武功郎陈瑶“特免追毁出身以来文字,除名,勒停,脊杖二十,不刺面,配循州收管。”由此,免黥成为宋代长流与配隶的重要差别。

(六)叙复

宋代“叙复被责之久,该恩叙复旧官者,自有格法。”流人削籍之后,以百姓身份遣送至配所,可能面临服役终老、逢赦量移,甚至复职叙用等多种选择。宋代对于除名犯官叙用有明确规定,据《宋刑统》:除名者“六载之后听叙,依出身法。”天圣《狱官令》亦有 “六载后听仕”的规定。唐代“长流”创制之初,原有至死不回之意。然唐高宗上元元年八月壬辰改元赦文已有“长流人并放还”的规定,两宋司法实践中,长流人叙用之例不在少数,不仅“除名”之法律效力随之终结,“六年听叙”的限令亦无绝对拘束。至道三年四月,安远节度行军司马胡旦“削籍,长流寻州。”咸平四年九月戊子,“以除名人胡旦为通州团练副使”,除名与叙用间隔仅四年有余。咸平三年春正月乙酉,忠武军节度使傅潜长流房州,“五年,会赦,徙汝州。景德初,起为本州团练副使,改左千牛卫上将军,分司西京。”咸平四年闰十二月丁丑,张继能长流儋州,景德二年 “会赦,还,为内侍省内常侍。”南渡前后,因时局动荡,长流人叙复事宜多有搁置,宣和二年十一月方腊陷杭州,徽猷阁待制赵霆守杭州,中奉大夫张宛提点两浙刑狱,二人皆挺身遁去,并诏贷死长流。绍兴元年六月,责受雷州别驾赵霆复朝散大夫。同年十月丁卯,张宛叙用,“以明堂恩,还直秘阁。言者奏其罪,命乃寝。”若诏敕之中已对叙复事宜作出裁断,责非有恩赦,不得叙用。大中祥符七年十月,殿中丞童静专坐赃、冒荫等事,“削籍,长流郴州,不得叙用”的严厉处分,非逢特赦恩遇,长流人随即丧失叙复可能。

三、宋代长流之地理布局

唐宋之际,长流的时空分布呈现较大差异。相比之下,宋代长流事例则呈急剧锐减趋势,南渡以后,仅高、孝二朝残存其事,且与编管、羁管等新兴制度交织杂用。在空间布局层面,唐代长流区域集中于剑南、黔中、岭南三道三十余州,受到时局变迁和疆域南移影响,宋代长流人主要发遣区域被挤压至广南东、西(循州、梅州、宜州、钦州、浔州、琼州、儋州、崖州、万安军、昌化军)二路。北宋时,长流里数的拘束效力逐渐松弛,长流京东、京西、荆南临近诸路之例时有发生。需要明确的是,宋代以犯人的居住地为配流起算地点,“诸编配计地里者,以住家之所,诸军以住营之所,各不得过里数三百里(三百里内无州者,配以次最近州)。”此于长流当一体行用。由于宋代长流人多为京官罪臣,故地理远近权以长流州、军距离京城里数计算。

(一)广南东、西路

广南是宋代长流人最为集中的发遣区域。宋代广南地区尚地处蛮荒,“南滨大海,西控夷洞,北限五岭……山林翳密,多瘴毒,凡命官吏,优其秩奉。” 上述区域环境险恶,体现了朝廷重惩罪臣的制刑初衷。更为重要的是,终宋之世,该区域一直为宋廷所有效掌控,故而成为安置长流人之核心所在。自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卢相长流崖州以降,直至孝宗乾道三年陈瑶长流浔州,广南东、西二路一直是容留长流人犯的主要地区。《宋史·地理志》特别指出:“儋、崖、万安三州,地狭户少,常以琼州牙校典治安南数郡,土壤遐僻,但羁縻不绝而已。”咸平四年,杨琼、张继能失律问罪,分别长流崖、儋二州。宋时崖、儋二州皆隶广南西路,其中崖州又有新旧之别。熙宁六年,废儋州为昌化军,后改南宁军,“地里东京七千二百八十五里”,开宝五年,废崖州为朱崖军。次年,割旧崖之地隶属琼州,改振州为崖州,此为新崖州。南宋绍兴六年,废军为宁远县,十三年复后改名吉阳军,距“东京七千六百八十五里。”二州皆以路途遥远、环境险恶著称,与“长流”在三千里以上放逐罪犯的本意最为契合。《庆元条法事类》中,则将万安、昌化、吉阳等,纳入“远恶州”范畴。

(二)沙门岛

五代时已有长流沙门岛的事例,后汉乾祐三年正月庚戌,前永兴军节度副使安友规除名,流登州沙门岛, “至是流登州沙门岛始也。”后周广顺二年,敕丘珣“杖脊二十,长流沙门岛。”宋时“犯死罪获贷者,多配隶登州沙门岛。”沙门岛隶属登州蓬莱县,《元丰九域志》:登州距“东京一千八百里。”《读史方舆纪要》则确指沙门岛位于登州府“西北六十里海中。”由此,从地理远近而言,沙门岛并不在“三流”之列,甚至尚未达到二千里下限。却因海岛与世隔绝,口粮短缺,病患丛生,至者多死,成为宋代流配中最为严厉的刑等。北宋为充实边防,时常遣送流人至此。太祖建隆三年七月丁卯,“索内外军不律者配沙门岛。”宋代配隶长流沙门岛者虽众,但冠以“长流”名义者,目前仅见一例。高宗建炎元年八月一日,“余大均、陈冲、前谏议大夫洪刍各特贷命,除名,勒停,长流沙门岛,永不放还。”伴随登州没于金国,宋廷不再向沙门岛发遣流犯。绍兴元年十一月十二日刑部言:“乞应诸路人犯配沙门,权配海外诸军。”沙门岛作为接纳配流人犯的历史至此终结。

(三)京西、淮南、荆南

京西南路曾是北宋长流人安置地域之一。咸平三年正月,契丹犯塞,傅潜、张昭允失律得罪,“潜坐是削夺在身官爵,长流房州,昭允长流通州。”北宋房州隶属保康军节度,“东北至东京一千五百里,东北至西京一千五百五十五里,西北至长安一千四百六十八里。”通州隶属淮南(东)路,“西北至东京约二千里。西北至西京约二千四百五十五里。西北至长安约三千五百里。”荆湖南路也曾是宋代长流人安置地域之一,此路“东界鄂渚,西接溪洞,南抵五岭,北连襄汉”,属于尚待深入开发的区域之一。宋代向此路诸州军遣送长流人的记载较为零星,目前仅见《续资治治通鉴长编》记大中祥符七年十月已未童静专削籍长流郴州,以及《三朝北盟会编》记靖康元年正月二十四日,王黼长流衡州二则。其中,衡州距“东京二千七百一十里”,郴州距“地里东京三千五百里”。北宋以开封府、河南府为东、西二京,如按照地理远近计算,则傅潜、张昭允、王黼三人放逐里数均未超出“常流”三千里上限,虽具“长流”之名,竟为“配隶”之实。可见,宋代“长流”已不再限于边裔绝域之地,此为宋代长流性质和类属变化之重要表征。

四、宋代长流之性质变革

(一)长流刑罚地位厘正

就刑罚属性而言,长流隶属“闰刑”畛域。中国古代“五刑”观念由来已久。《隋书·经籍志》记载:“夏后氏正刑有五,科条三千。”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以“五刑”为正刑,“五刑”之外的刑罚则为闰刑。故流刑为正刑,与流刑相关的长流、配隶、配流、配役、安置、充军、发遣等,或为流刑之异名,或为流刑所衍生。唐五代以来长期行用的长流,至北宋建隆三年以准用前朝敕令的方式纂入律典,《宋刑统》援引开元二年八月六日敕和天宝九载九月十六日敕,在《杂律》针对“诈伪制敕及伪写官文书印”和“选人冒名接脚”两类犯罪,设定决杖六十,长流岭南远恶的处罚措施。但是,但长流隶属传统五刑体系之外的闰刑范畴,又与服刑方式相对清晰的“常流”、“加役流”存在一定差异,处于有名无实的尴尬境遇,“长流”之体系构造与具体施行,仍在依循唐五代惯例的基础上,不断发生厘革和嬗变。

就刑罚功能论之,长流旨在完善减死规则。自西汉文景厘革刑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轻”的固有缺陷长期困扰司法裁判,即使开皇年间复为五刑,死刑减等的讨论与尝试一直未曾中断。贞观年间曾复断趾之法,又立加役之流,永徽年间创制的“长流”惯例,也以减少死刑适用为目的。然而,上述努力似乎未能在慎刑止杀与重惩罪人双重目的之间求得平衡。张春海指出:“唐代曾经过复断趾旧例,立加役之流,创长流之法等诸多尝试,积极探索死刑减等之有效路径。流刑设置的烈度和等差没有达到当时人们观念中认可的程度,从而就使流刑的实际适用呈现出非常不稳定的状态。”作为一类诉讼惯例规则,在唐宋司法实践中长期行用且又游离于律典之外的“长流”,在相当程度承担了减死一等的刑罚功能。

从刑罚变迁考察,长流惯例催生配隶制度。自北周以降,流刑的发展路径主要集中于里数与居作两个方面。唐宋“长流”三等皆居役二年,加役流增加劳役一年,长流则侧重于流放里数的大幅扩张。然而,上述改革与流刑作为死刑减等的初衷仍存在重大差异,除里数与劳役以外,增设附加刑成为增加流人痛苦的重要路径。由此,决杖、黥刺、除名、勒停、禁锢、追毁出身以来文字等措施相继成为流刑的附加措施,原有流贬里数和居役内容也随之发生实质变动。最终,包括长流在内的流刑规则的实践与调试,对宋代配隶制度的形成与发达产生了直接影响。

(二)长流与配隶之抵牾

 “长流”原本是与配隶、安置、罚镇并列的刑罚,广义上均可划归流刑范畴。开元十七年十一月丙申敕:“自先天以来有杂犯经移近处流人并配隶属碛西、瓜州者,朕舍其旧恶,咸与惟新,并宜放还。其反逆缘坐长流及城奴量移近处,编附为百姓。”开元二十四年十月诏:“两京城内及京兆府诸县囚徒、反逆缘坐及十恶、故杀人、造伪头首,死罪特宜免罪,长流岭南远恶处,其余杂犯死罪,隶配効力五年,流罪并放。”龙徳元年五月丙戌制:“长流人各移近地,已经移者许归乡里。”作为流刑的变体,长流主要是在地里远近层面增加刑罚的酷烈程度,因此,流放地域和里数成为中唐以后长流刑的核心因素。

伴随宋初折杖法改革,“配隶”逐渐发展成为宋代重要的刑罚制度,出现流刑与配隶分野并进的立法格局。《宋会要·刑法四·配隶》:“国朝凡犯罪,流罪决讫,配投如旧条。”即承用《唐律》流二千里、流二千五百里、流三千里和加役流,合为四等,而“长流”不在此“旧条”之列;杖以上情重者配隶,随宜编发远近州军:

刺面、不刺面、配本州牢城,仍各分地里近远,五百里、千里以上,及广南、福建、荆湖之别。京城有配窑务、忠靖六军等,亦有自南配河北屯田者。如免死者配沙门岛、琼、崖、儋、万〔安〕州,又有遇赦不还者。国初有配沙门岛者,妇女亦有配执针者,后皆罢之。

与长流相比,宋代“配隶”刑之内涵更为复杂,长流与配隶在服役地点、服役方式和附加刑方面均存在若干差别。首先,服役地域之异。服役地点远近的差异是配役与长流的根本区别。而宋代配隶等次综合考虑黥刺、决杖、里数、劳役等因素,且两宋不同时期,配隶等次和区域亦存在显著变化。按照唐宋时期惯例,长流者一般在三千里以上区域服役,而宋代所谓“长流”者于三千里州军以下服役的现象不在少数。其次,服役内容之异。推行“折杖法”以后,宋代徒、流犯流犯服役,在外州者,供当处官役。当处无官作者,“留当州修理城隍、仓库及公廨杂使”。配隶者则或从事军役,充边戍守;或从事煮盐、冶铁、酿造、开矿等劳役。第三,附加刑罚之异。附加黥刑是宋代配刑的基本原则,《庆元条法事类》规定:“诸称‘配’者,刺面。”即宋代配隶以附加黥、杖刑为原则,而长流虽可附加决杖,却往往免予黥刺。以上宋代长流与配隶之间的抵牾现象,实质上反映了配隶日盛,长流渐衰的升降关系,以及长流为配役所吸纳的转变历程。

(三)长流与编管之互文

然而,宋代长流与配隶并未混同,“编管”、“羁管”时常作为“长流”之代称,频繁出现于宋代史乘、文集之中。《宋会要》、《宋史》、《东都事略》、《九朝编年备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史乘著录为“编管”或“羁管”的诸多事例,《诚斋集》、《文忠集》、《履斋遗稿》等宋人文集往往保留“长流”旧称,南宋文人似乎更倾向于使用颇具古意的“长流”一词记录官吏降贬放逐。黄庭坚编管宜州是宋代最早以羁管指代长流的事例。据《东都事略》:徽宗崇宁二年二月,“庭坚尝作荆南承天院记,部使者观望宰相赵挺之意,以庭坚有幸灾之言,坐除名,编管宜州。”《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亦作“编管宜州。”《宋史·黄庭坚传》作“复除名,羁管宜州。”唯有淳熙七年正月十四日周必大《跋山谷萍乡县宝积禅寺记》录作“长流宜州。”南宋以后,以“编管”指代“长流”例证更为常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右承务郎康)与之送钦州、(右宣教郎徐)樗髙州编管。”《宋会要》所记略同,周必大《文忠集·龙图阁学士宣奉大夫赠特进程公(大昌)神道碑》则作“长流广南。”孝宗乾道三年八月,“内侍寄资武功郎陈瑶特免追毁出身以来文字,除名,勒停,脊杖二十,不刺面,配循州收管。”《宋史全文》作“决配循州”,唯杨万里《诚斋集·宋故尚书左仆射赠少保叶公(颙)行状》记“长流循州。”理宗景定二年四月,诏吴潜“居住循州。”《宋史·吴潜传》记作“责授化州团练使、循州安置。”而吴潜自作《循州上谢恩》则有“长流远服,曲贷余生”的描述。由长流到配隶,由配隶到编管,宋代长流性质与功能的逐步转化,成为中古时期诉讼惯例向诉讼制度厘革嬗变的历史缩影。值得注意的是,宋代长流之法呈现出弱化里数、强调役作的双重导向。南宋与长流互文的编管,目前仅见二千里、一千里、五百里、邻州四类里数,长流三千里以上的旧例已彻底丧失约束效力。

与“长流”互文通用之编管、羁管,宋初即已成常制,是针对配隶犯官的变通措施。太祖乾德五年二月癸酉敕:“自后命官犯罪当配隶者,多于外州编管,或隶牙校。”仁宗明道二年,上述规定编著为令。“羁管”最早见于《宋史·真宗纪》,天禧二年七月壬申规定:“流以下罪减等,左降官羁管十年以上者放还京师。”宋代流配以附加黥刺为原则,编管者则是“不文面而流”,是一种编录名籍,限制人身自由,接受监督管束的方法,此与宋代长流免黥的司法实践完全吻合。羁管则“谓寄留以养也”,在刑罚档次上又重于编管。司法实践中,又有所谓“安置”与“编管”、“羁管”并用,而其等次略轻。前述建炎元年八月洪刍等八人流窜有差,“情重者长流海岛,余编置岭南。”此处编置,实为安置。据《宋会要》:“刑部郎中张卿材责授文州别驾,雷州安置。李彛责授茂州别驾,新州安置。王及之责授随州别驾,南恩州安置。前大理卿周懿文责授陇州别驾,英州安置。胡思责授沂州别驾,连州安置。”南宋时,伴随羁管、编管、安置、移乡等制日益发达,长流惯例逐渐为编管所替代。唐宋之际“长流”惯例的运行、嬗变与淡出,成为这一时期流刑与配隶发展完善的历史缩影。

 

王摩诘诗云:“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此句恰可作为宋代长流运作与嬗变的绝佳注脚。北宋“长流”在沿袭前朝旧制的同时,逐步向“配隶”靠拢,放逐里数突破三千里下限之例时有发生;南渡以后,发配广南、福建者,时人时常袭用“长流”旧称,而其里数时与编管等次不侔。由于“配隶”之法不断调整,发遣区域时有变化,主要以地理远近作为界定依据的“长流”已与宋代“配隶”体系格格不入。南宋宁宗《庆元条法事类》之中,“长流”已完全被作为“配隶”替换措施的“编管”、“羁管”所取代。元、明、清诸朝又立充军、发遣等制,唐宋之际行用六百余年的“长流”旧例遂湮灭无闻。

(文章来源:《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作者:陈玺,男,197611月生,陕西西安人,历史学博士,法学博士后。现为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在《法学家》、《法学》、《法律科学》、《华东政法大学学报》等CSSCI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3部,主持2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16年入选高等学校与法律实务部门人员互聘“双千计划”,任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