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页  中国
孙晓鸣:唐伯虎科场舞弊案前后
发布部门:法史网     发布时间:2018-10-18

素有“江南第一才子”之称的唐伯虎,在众多文学影视作品中,皆以风流倜傥才华盖世的形象示人,然而历史上真实的唐伯虎却是一名令人扼腕的悲情才子。弘治十二年(1499)春,在参加礼部会试的过程中唐伯虎因涉嫌舞弊而卷入官非,身陷牢狱,永绝仕途。这一广受关注的科场舞弊案也因其案情错综复杂,真伪难辨,而成为明代历史上一桩著名的公案。

唐寅,字伯虎,生于明成化六年(1470)苏州府吴县的一个商贾家庭。自幼聪颖好学,才气过人,《全明词》谓之“性不羁,有才华,文词敏快”。十六岁考秀才,“童髫中科第一,四海惊称之”。二十九岁参加应天府乡试又一举夺魁,高中解元,声名远播。他才情洋溢的文章不仅被当时的乡试主考官梁储慧眼识中,还被其带回京师呈与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程敏政欣赏,程敏政也因而对这位才华横溢的唐解元相当赏识,赞不绝口。

在拜谢了恩师梁储后,踌躇满志的唐伯虎写下了《领解后谢主司》一诗,诗中他自比黄金和美玉,并用“红绫饼”一典直接表达了对考取进士的必胜信心。对于此时的唐伯虎来说,真可谓春风得意,风光无两,功名与富贵似已唾手可得。然而正当他满怀热望,进京会试再博功名之时,一场从天而降的科场舞弊案将他的锦绣前程彻底断送。

弘治十一年(1498)冬,唐伯虎与江阴县举子徐经同船北上,准备参加次年二月的京城会试。徐经乃富豪子弟,家境殷实,因深慕唐伯虎之才,在花销用度上对唐十分阔绰,唐亦为之感动,乐与其为友。抵京后,其他举子安排停当便多休憩于旅舍备考,而处事圆滑的徐经偕唐伯虎则在京城四处活动,结交名流,拜谒大家。二人性格都颇为放浪不羁,每拜访一处,皆由徐经携带厚礼,招摇过市。在两人频繁造访的公卿府邸中,就有后来被任命为今科会试主考官之一的——程敏政府,由此为唐、徐、程三人的悲剧性结局埋下了伏笔。

次年二月会试开考前夕,弘治帝命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礼部右侍郎程敏政为主考官,两人奉命连夜拟出会试考题。程敏政学识渊博,认为只有出难题才能见真章,于是他在第三场策问题中出了一道极为冷僻的试题,致使举子“多不能晓”,试后纷纷落马、灰心丧气,唯唐伯虎和徐经二人得意忘形,并公称今科会试定能榜上题名。

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不久,户科给事中华昶便上书弘治帝,弹劾程敏政“私漏题目于徐经、唐寅”。此奏一出,朝野震惊。

科场舞弊历来都是国之重罪。收到华昶的奏疏后,弘治帝大怒,立即下令程敏政停止阅卷,并命李东阳将试卷中“凡经程敏政看中者重加翻阅”,但审查结果显示,徐、唐二人的试卷根本就不在程敏政“取中正榜之数”,换言之,二人都落榜了。如此看来,华昶的指控并不成立,该案至此本应了结,但面对朝廷内外的持续热议,为进一步查清案情,弘治帝命锦衣卫将华、徐、唐三人一同下狱,“执送镇抚司对问,明白以问,不许徇情”。与此同时,会试另一同考官林廷玉也突然发难,“复攻敏政可疑者六事”,更有其他言官交相上书“皆请释昶而逮敏政”,如此,程敏政也被诏逮下狱。案件至此愈演愈烈。

在锦衣卫的严刑拷打下,徐、唐二人备受折磨。不堪酷刑的徐经终于屈打成招,承认“贿其(程敏政)家僮,得试题”,而程敏政始终不服外界指控,要求与华昶、徐经、唐寅共同在“午门前置对”。置对中,徐经推翻了此前的供词,“谓来京之时慕敏政学问,以币求从学,问讲及三场题可出者,经因与唐寅拟作文字,致扬于外。会敏政主试,所出题有尝所言及者,故人疑其买题,而昶遂指之,实未尝赂敏政。”据此,程敏政虽未受贿鬻题,但因“临财苟得,不避嫌疑,有玷文衡,遍招物议”而勒令致仕,华昶因“言事不察实”贬官南京,徐、唐二人则以“夤缘求进之罪”被贬为吏,终身不得科举。

无论孰是孰非,这场轰动朝野的科场舞弊案终于落下了帷幕,但由于该案一无真凭实据,二来草草而断,使其历经几百年,真相至今扑朔迷离。人们不禁会问,拥有真才实学的唐伯虎究竟是否参与了科场舞弊?对此,后人多认为唐伯虎只是被牵连的受害者,或是弘治朝党派斗争的牺牲品。然而,重重迷雾中,事情的真相或许并不那么简单。此前所提梁储将唐伯虎之文交于程敏政一事,这一看似不起眼的细节背后可能蕴含着一个明代科举制度下约定俗成的潜规则——座主与门生之约。

明代官场中,除同乡、同年外,师生可谓为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按科场惯例,考生一般将录取自己的主考官视为座主,并自称其门生。当门生进入官场后,这种因科举而来的师生关系,又能构成一种互相扶持的政治利益关系。明早期,座主、门生间基本保持了以义相交、和衷共济的师生之谊。及至中后期,这种关系已渐渐演变为拉帮结派、攻伐异己的斗争工具,对明代政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成语“沆瀣一气”,也正源于描述这种座主门生间的利益共同体关系。

本案中,才情过人的唐伯虎在会试前已然名动天下,爱才惜士的程敏政对这位文坛奇才亦早已青睐有加。为获取科第,唐伯虎投刺行卷,奔竞于程府,“以币求从学”。而程敏政求贤若渴,接受公荐,或就此与唐伯虎约为师生,将这种私人关系进一步上升为政治同盟,以期今后在官场上互为奥援,共谋前程。于是出现了在其主笔的会试考卷中“所出题有尝所言及者”,并最终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

 

(文章来源:《上海法治报》20181015日)

(作者:孙晓鸣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