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页  中国
刘毅:明代科举歧视与纠偏——1397年“南北榜案”
发布部门:法史网     发布时间:2018-11-11

  ▲ “南北榜案”关键人物刘三吾(1313-1400)

地域歧视古而有之,并不全是现代病。文人相轻的科举社会中,即使饱读诗书者也难免俗。明太祖(13681398年在位)执政末年的“南北榜案”,就是因地域歧视引发的。从法制的角度看,该案涉及的问题又远远超越了地域,其经验教训值得今人深思和借鉴。

落第士子集体“闹访”

洪武三十年(1397)是科举会试年。朱元璋反复斟酌,选定78岁高龄、品学皆佳的士林领袖刘三吾(1313-1400)任主考官。考试进展顺利,51名贡生脱颖而出,考生陈、尹昌隆、刘仕谔分列三甲。十年寒窗,一朝成名,新科进士们“鱼跃龙门”的喜悦不难想见。没想到剧情陡然逆转!放榜六天后,落第的北方士子云集礼部“闹访”,认为考官有意偏私,录取的51名贡生全部来自南方,北方无一人登科,显失公平。考官之一刘三吾来自茶陵,是著名的湖南大儒。刹那间物议如沸,对考官“地域歧视”的抨击之声充斥街头巷尾。

朱元璋的侍读张信等人,也认为考试结果过于蹊跷。于是朱元璋下诏,成立了以张信为首的12人调查组,对科考结果进行复核。然而复核结果显示,落第的试卷确属文理不佳,甚至还有犯禁之语,考官确凭才学取士,并无偏袒情事。舆论再次哗然,不仅北方士子无法接受,不少北方籍官员们也要求再次复核,严查涉案官员。有人还举报刘三吾等暗嘱张信,故意挑选陋卷上呈御览。

朱元璋大怒,下诏斥责刘三吾为“蓝玉余党”,并翻出他几年前为“谋反”的胡惟庸鸣冤的旧账。判决结果极为严厉,张信等二十余人竟遭凌迟,刘三吾及其他涉案官员,则被远配西北苦寒之地,只有在新榜名单中加入了北方士子的两名复核官侥幸获免。最后,朱元璋亲自策问,录取任伯安等61名士子为进士。旧榜全是南方人,新榜全为北方人,故此案称为“南北榜案”。

对科举歧视的纠偏

早在士大夫的“黄金时代”宋代,科考地域歧视就已存在。宋太祖就堪称始作俑者,他曾立下祖训:“用南人为相,杀谏官,非吾子孙”,还在宰相堂亲书“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宋真宗想提拔江西人王钦若为相,北方代表王旦马上以“祖宗朝未有南人当国者”为由阻断任命。王旦去世后,王钦若才有幸成为南相第一人,他愤愤地说:“为王公迟我十年作宰相!”著名理学家邵雍甚至说过“南人作相,乱自此始”的话。

名相寇准更是一个“地域狂”,主持科考时奉行“南人下国不宜冠多士”的理念,硬是将高居榜首的江西考生萧贯的状元拿掉,将山东人蔡齐升为第一,还逢人宣扬“又与中原夺得一状元!”词人晏殊14岁参加科考,颇得宋真宗赏识,却在拟擢“同进士”时,遭到寇准反对,只因晏殊是“江外人”。弄得宋真宗也生气了,怒问“张九龄非江外人耶?”元代的地域歧视、民族歧视之严重,更是人所共知,当时的“左右榜”制度,就是为按不同标准对待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士子而设定的。

应该说,明代“南北榜案”是对存在已久的“地域歧视”的一次纠偏,并直接促成了明代分南北取士的制度,自此成为常例。1425年,明政府确定了南北取士“南人十之六,北人十之四”的分配比例。宣德、正统年间又增中卷,以百人为率,南取五十五,北取三十五,中取十名。其后虽对地域划分、比例有过微调,但正德以后未再更改,延续数百年之久,直至清代。当代中国高考分区域确定录取名额,一定程度上仍有“南北榜”制度的影子。

制度调适的代价

话说回来,刘三吾等“南北榜案”考官,倒也未必真是地域歧视。刘三吾“为人慷慨,不设城府”“至临大节,屹乎不可夺”,加之宋代科考各方面的制度保障,硬要说其“私其乡”,并没有坚实的依据。从后来分榜取士的比例看,连政府也承认在读书考试方面,确实一直是“南优于北”的;环境的相对稳定,成就南方人文渊薮之誉。唐宋八大家中,唐代两人均为北人,宋代六人尽是南人,可见唐宋之际文化中心明显南移,科考中出现南优于北的状况也很正常。《宋史》全书传主籍贯,两浙第一,福建第二,江西第三,四川第四,也是明证。

因“南北榜案”而采取的南北方划分比例的纠偏措施,当时来说主要是怀柔人心的政治手腕,具有扩大统治基础、缓和区域矛盾的功能,但对于南方士子来说,其实颇为残忍和不公。更何况,还付出了“南北榜案”中部分考官和调查官被杀的代价。其久远的长期影响,更是制度纠偏之时难以逆料。自“南北榜”划分之后,官员间除师生关系外,乡谊关系也日趋紧密,容易酿成朋党。同期中榜的考生,地域之间的亲疏尤其明显。永乐二年(1404)科考三甲均出吉安,二甲前四名也为吉安府包揽,考官解缙恰是吉水人,很难让人不怀疑其中的乡谊与朋党因素。

令改革者难以逆料的是,“分榜”制竟不意沦为朋党的温床。正如官员邱瞬所言:“而今朋党有三途,同榜而出为其一,座主门生为其二,同年而出为其三。”万历末至天启初,朝中“齐党”“楚党”“浙党”相互攻讦。为解决科考歧视而进行的改革,间接成为明代国本动摇之因。可见改革过程中,为解决资源分配不均而人为“搞平衡”,非但很难皆大欢喜,还会导致新的不平衡和内耗,浪费国力民力,使国家失去转轨良机。

(文章来源:《法制日报》2018-10-17

(作者:刘毅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