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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尚君:“徐松案”与清代反腐
发布部门:法史网     发布时间:2018-11-22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徐松获罪缘由清单》

徐松(17811848)是清代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二十五岁中进士,三十岁任《全唐文》总纂,又任湖南学政,真可谓春风得意。然而好景不长,他在学政任上获罪,被判遣戍,从此仕途偃蹇,直到六十二岁才当上知府。不过,他因遣戍伊犁研究西北史地,成为清代西北史地学的拓荒者,所著《西域水道记》等成为不朽杰作,又可谓“学者不幸学术幸”的典例。

获罪遣戍

嘉庆十五年(1810)十月二十八日,徐松到长沙就任湖南学政。仅过一年,就遭礼科给事中赵慎畛上章弹奏,举报他涉嫌罪愆九款:一、乘轿进棂星门,对孔圣大不敬;二、重价发卖自己的诗文;三、取优等生员,点名前缴钱数百文;四、加增红案陋规;五、滥取佾生索费;六、纵容家丁凌辱士子;七、卖给熟识索钱数百文;八、考试武童,强取弓箭,仍复发卖;九、出题割裂经文。

嘉庆帝收到奏章后,当天发上谕批转,命工部左侍郎初彭龄、湖南巡抚广厚会同彻查,次日又任命汤金钊为湖南学政。初彭龄是乾隆四十五年进士,山东人,直言能干,颇受信任,曾多次受派查办贪渎案件。广厚是满族官员,资历比初彭龄更为深厚,而且办事老成。嘉庆帝指派这两人查案,既看重他们的资历,也有相互监督的意思。

初彭龄到长沙后,立即与广厚一起将徐松停职拿问,四天后,即上奏初查结果:九款罪名中,“加增红案陋规”“优等生员缴钱”等与事实有出入,“乘轿进棂星门”须续调地方官核实,“家丁凌辱士子”一事家丁坚不承认。卖书敛财之贪渎罪名,则确可成立:徐松向下属各府州属县发交自著《经文试帖新编》,府学一百四十本,县学一百二十本,“每本缴银三钱六分”。徐松本人也承认,所卖之书虽“寓劝惩之意”“词义醇正”“启迪后进”,但确属敛财,“辜负天恩,只求将我从重治罪。”初彭龄在结案报告中指出,“乘轿进棂星门”、“加增红案陋规”、“家丁凌辱士子”三款可以免除,其他五款虽属实但轻罪不议,唯卖书得利银四百七十六两确属贪赃,据律应论杖一百、流三千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

结案报告发出后,尚未送达,初彭龄又收到嘉庆帝的谕旨,要求他进一步追查徐松的科场命题、诗文违碍问题。这显然已非贪渎范围。嘉庆帝又给广厚、汤金钊发去谕旨,要求“将徐松任所赀产严密查抄,并将伊平日所作诗文查出”,“如有词涉悖缪者,逐一粘签进呈”。可见,嘉庆帝对徐松有负皇恩深为恼怒,意欲穷究到底,明显有往文字定罪方向罗织的决心。不过,初彭龄、广厚、汤金钊进一步的调查结果,令嘉庆帝有点失望。初彭龄回奏肯定皇帝英明洞察之后,报告了徐松所印书籍内容陈旧,立意工整,并无违碍内容。广厚会同地方衙门查抄徐松寓所,结果也是“多系蔫旧,并无值钱之物”,也没查到违禁的藏书。管家称徐松“家道贫苦,素无产业”,尽管学政薪俸不薄,但日常开支和偿还积欠之外,已所余无几,才不得不卖书图利。

广厚将查抄结果上报后,又收到嘉庆帝上谕,指令穷加究查。他不得不与汤金钊一起再作覆查,结果仍与初彭龄的报告一致,所犯各款惟卖书最重,书籍诗文“并无违悖”。嘉庆帝本来意欲穷究,但初彭龄、广厚上报的覆查结果却并不支持,在留中了二十天后,才勉强朱批“知道了”。刑部据朱批定谳,徐松被杖一百,流三千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两年后,嘉庆帝仍余怒未消,否决了伊犁将军松筠以徐松帮办伊犁粮饷的奏请。

幸与不幸

徐松获罪既是偶然,也是必然。他出生贫寒,骤得高第,又得君相信任,担任《全唐文》总纂,才华得以充分施展,不免滑向任性恣为。主持《全唐文》编务时,他先后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宋会要辑稿》《宋中兴礼书》《河南志》《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等大量遗书,逾八百万字。这对学术史来说,确是功德无量之事,但就朝廷委派来说,却显属假公济私。参与《全唐文》编修的所有官员中,徐松胆子最大,用朝廷的人力物力搞自己的研究,却侥幸地没有引起言官的注意。当他以同样的态度面对屡试不中的数千举子时,就没那么幸运了。

因罪被遣戍伊犁,当然是徐松的不幸,彻底毁灭了徐松的政治前途。然而,仕宦的大不幸,却成就了他作为一流学者之大幸。值得一提的是,他面对的办案官都比较正直,并非苛忮之吏。初彭龄对嘉庆帝的每次上谕都恭敬回复,认真执行,绝不拖延,一律以事实和律例为依据。广厚也处事周全,既无包庇,也无诬枉。了解清代文字狱者都知道,这是大逆罪,动辄株连九族,满门抄斩。皇帝动了杀心,所幸两位大臣未加以罗织,秉公奏议。徐松虽遭重挫,终未至论死,才使后来的学术成就成为可能,也算是他的大幸。

(文章来源:《法制日报》2018-11-07

(作者:陈尚君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