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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强:人死于理其谁怜之——公元208年“孔融案”
发布部门:法史网     发布时间:2018-12-03

  ▲ 孔融(153—208年)

孔融(153208)字文举,汉末名士,“建安七子”之首。曹丕(187226)在《典论·论文》中称赞说:“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可惜曹丕写下这段文字时,孔融已被曹操(155220)杀死。

名士风采

孔融是孔子二十世孙,传统中国最家喻户晓的人物之一,《三字经》中“融四岁,能让梨”,讲的就是他的故事。他自幼聪慧,一天去拜访士林领袖李膺(110169),因为年纪太小,被同座陈炜取笑“少时了了,大未必佳”,孔融立即反讽“你小时候一定很了不起吧”,一座皆惊。成年后,孔融任大吏,为名士,声誉颇佳。他尤其讨厌伪善,有人母亲去世,假装在墓前放声大哭,却无悲伤之意,孔融认为他虚伪做作,将其抓捕判刑;另一人为了养活贫母而偷窃粮食,孔融以其为真孝,将其放免宽恕。

孔融多历显职,道德文章颇得时誉,却有一个明显的缺点——过于刚直,仗着才华卓绝,资格又老,喜欢讥评朝政。当时天下分崩离析,权臣秉执国命,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政局微妙多变,讥评朝政最易犯忌,“枪打出头鸟”的可能时刻存在。然而越是名士,越喜欢敢言直谏,标榜自己的与众不同,也就越容易趟入浑水。尽管朋友经常相劝,孔融依然我行我素,以名士自居,直言曹操政策之非,甚至频加嘲讽,终遭灭顶之灾。

权臣用心

建安五年(200),曹操、袁绍相持官渡,展开战略决战。争取霸主之役,生死存亡之间,孔融却劝主战派荀彧说,袁绍势力太大,难以攻克,言论有损士气,曹操知道后非常不爽。官渡取胜后,袁绍儿媳甄氏归于曹丕,本属暧昧之事,孔融又以“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相讽。武王与周公乃兄弟关系,曹操与曹丕为父子关系;妲己乃纣之妃,甄氏则是袁绍之媳。孔融的不恰当比喻,等于嘲笑曹氏乱伦。

曹操又曾下禁酒令,孔融公然调侃说:“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尧不饮千钟,无以成其圣。且桀纣以色亡国,今令不禁婚姻也。”曹操想借故杀杨彪(142225年,杨修之父),孔融迫不及待地去求情,曹操推说是朝廷之意,自己不好擅改政令。孔融抗言:“假使成王欲杀召公,则周公可得言不知邪?”这种言论有卖弄口舌之嫌,更有损曹操威权,自然令曹操非常不满。

汉末名士圈子中,孔融与曹操发生冲突最多,难怪被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杀之而后快。然而,孔融是孔子的后人,名气太大,杀他必须有合适的理由,才能塞天下悠悠之口。陈寿说孔融“以恃旧不虔见诛”,孙盛说他“对孙权使有讪谤之言坐弃市”,范晔说他被杀是因“大逆不道”,其实都不足以服人。孔融痛恨虚伪,却以“不孝”被罪,深层原因在于曹操之深刻用心,套用后世戴震的话:“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其谁怜之

处死孔融之后,曹操为平息舆论,下令宣布其罪状,说孔融已承认罪行,世人却仍采其虚名,受其乱俗言论的蛊惑,必须有所澄清:“平原祢衡受传融论,以为父母与人无亲,譬若缻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饥馑,而父不肖,宁赡活余人。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理,虽肆市朝,犹恨其晚。”其实十年前,祢衡(173198)就被黄祖杀死了,孔融有没有说过这些话,早已死无对证。曹操用十多年前祢衡的话来给孔融定罪,可见实在找不到更有力的罪证了。

时人鱼豢在《典略》中指出,曹操给孔融所定的“罪状”,很可能来自路粹的枉奏。路粹是当时著名的刀笔吏,深知曹操痛恨孔融,遂下笔如刀,说孔融“昔在北海,见王室不宁,招合徒众,欲图不轨,言‘我大圣之后也,而灭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又说他与祢衡一起“言论放荡”,互赞“仲尼不死”“颜渊复生”。据说这份罪状公布后,人们被路粹深文周致的笔法吓得头皮发麻、骨头发凉。还好不久之后,他也被曹操杀掉了。

曹操最初也不想杀孔融,并多次提醒他,还写信希望他能投靠自己。建安十年(205)平定袁绍后,曹操又下令“阿党比周,先圣所疾也”,对试图影响舆论的不服从者再次予以敲打。孔融被免官,也是曹操希望降低其影响力。但他居家失势后,仍“宾客日满其门,爱才乐酒”,还号称“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社会声誉不降反升,还表现出不合作甚至挑衅的姿态,曹操才终于痛下杀手,把孔融当成了整齐风俗、稳定政局的工具。

(作者:李俊强 贵州财经大学副教授、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文章来源:《法制日报》2018-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