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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春华:君子小人不两立——1067年“蒋之奇弹劾欧阳修案”
发布部门:法史网     发布时间:2018-12-08

  ▲ 蒋之奇(1031-1104年)于嘉祐二年(1057年)中进士,历任御史等职,长于理财治漕,为官干练勤恳,崇宁三年(1104年)卒,封魏国公,谥“文穆”

北宋治平四年(1067),即位不久的宋神宗(1067-1085年在位)收到一份奏折,弹劾时任参知政事(副宰相)的欧阳修(1007-1072),称其“通奸乱伦”,直指士大夫的道德底线。众所周知,欧阳修在宋英宗(1063-1067年在位)初年的“濮议之争”中得罪了许多人,不少官员责其“首开邪议”。而此次弹劾的主要内容却是桃色事件,两者有无关系?宋神宗又会如何处理呢?

御史“风闻言事”

弹劾者殿中侍御史蒋之奇(1031-1104)称,欧阳修与长媳吴春燕有不正当关系,要求皇帝下令严查。当时,乱伦不仅在法律上属于重罪,更是道德上的致命污点,何况又事涉资深政治家、顶尖文学家、素以君子自居的欧阳修。为了表明清白,欧阳修连上几道奏折,要求“差官据其所指,推究虚实”,若查有其事,可以将他“显戮都市,以快天下之怒”;若查无此事,也请皇帝“彰示四方,以示天下之疑”。

蒋之奇称,欧阳修与长媳有不正当关系的信息,来自御史中丞彭思永(1000-1070)。神宗要求两人“具传达人姓名以闻”,彭思永却拒以“帷薄之私,非外人所知”为由,推辞“出于风闻,年老昏缪,不能记主名”,不肯公开消息来源,他还声称“法许御史风闻言事者,所以广聪明也”,因此,他没有义务澄清自己知道此事的过程。

面对相持不下的争议,宋代皇帝惯于采取“异论相搅”的策略,支持弱势的一方。很可能因为这个原因,神宗保全了欧阳修,将仅凭“风闻”而告发的蒋之奇贬为监道州酒税、彭思永贬为知黄州,并“出榜朝堂,使内外知为虚妄”。然而朝野内外,相信欧阳修与长媳确有不正当关系者,仍大有人在,对欧阳修的声誉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欧阳修“君子小人之辨”

蒋之奇弹劾欧阳修,意在为“濮议之争”中落败的台谏派报一箭之仇,几乎是可以确定的。但选择桃色事件作为主题,与欧阳修素来推崇君子小人之辨有关,是值得深思的。

君子小人之分,虽说古已有之,如孔子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的名言,但到了宋代,君子小人之辨变得远比以往更为严苛,欧阳修正是其中代表。如他在庆历四年《朋党论》中说:“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把两者放到绝对的对立面上,认为君子有朋,小人无朋,皇帝只需进君子之真朋、退小人之伪朋,即可同道相益,同心共济,天下治矣。

更重要的是,欧阳修不但认为应当严辨君子小人,而且认为君子小人不两立,两者不可同时存在,必须通过“去小人”,才能“存君子”。欧阳修在《纵囚论》中指责说,人们非常崇拜的明君典范唐太宗,其实也算不上君子,他的纵囚举措实际上是“上贼下之情”“下贼上之情”,根本不值得推崇。经常发出这种论调,就难免让人觉得,只有他自己是君子,别人都成了小人。

正是由于欧阳修常以君子自居,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将君子小人之辨作为攻击政敌的武器,不断评判甚至抹黑那些道不同者,斥之为小人,反过来,他也遭到了其他官员的厌恶和憎恨,被称为“朝中之奸邪”,以至于被弹劾时不无称快者,唯有长媳吴氏之父吴充上章,“乞朝廷力与辨正虚实,明示天下,使门户不致枉受污辱”。

君子情结的两面性

小人与君子真的不能两立吗?在我看来,不能过于绝对。世间万物皆有两面性。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君子”“小人”都不会标示在脸上,不可能绝对地“严辨”。即便在欧阳修本人身上,君子与小人的形象也时常交替:他早年支持范仲淹改革,作为“君子”为范仲淹陈情被贬;晚年又不支持王安石改革,批判其任用小人。弹劾欧阳修的蒋之奇,也是同样如此。君子情结使欧阳修的精神追求得以升华,却限制了他的视野。他曾弹劾并无过错的狄青,只不过是想突出文官的地位高于武官,以附和“崇文抑武”的国策。他带头批判龙昌期“当伏少正卯之诛”,只不过因为他作为吸收法家观点的新派儒家之立场。

在源于精神世界的道德之争和政治派系之角逐中,君子小人作为道德评判的敏感词已被滥用,它已背离真正的道德评判,沦为政治斗争贴标签的工具,方便攻击政治对手。所幸,明末至清初的思想家们(如魏禧等),开始反思君子小人之辨的负面影响。作为一代文学大师,欧阳修未超出时代和派系的局限,当他执著着“君子情结”,倡导君子之道之际,弹劾者却偏偏以通奸乱伦罪弹劾他,可谓尴尬至极,也算是对君子小人之辨绝对化的嘲讽吧。

(作者:董春华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文章来源:《法制日报》2018-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