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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哲:特权滋生腐败——1785年“周公后裔揽捐贪赃案”
发布部门:法史网     发布时间:2018-12-26

  ▲ 本案详细经过载于《孔府档案》,参见《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3编第2册,第50-53页

清朝统治者作为异族统治中原地区,面对的不仅仅是汉族众多的人口,更需要对汉地先进的文明作出自己的判断。他们制定了仰尊先圣、崇儒重道的国策,在文化教育上独尊儒术,对待圣贤后裔优渥尤佳,册封圣贤后裔为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的数量也达到历朝之最。这些圣贤后裔享受着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特殊权利。不过红线是不可触碰的,一旦圣贤后裔利用特权枉法贪赃,皇权即刻施展其维持平衡的手段,发生在乾隆年间的“周公后裔揽捐贪赃案”即是一例。

周公后裔东野氏

清代册封为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的圣贤后裔,别看只有区区八品官阶,却可拥有地方官僚不能享受的一系列特权,其中之一就是可以举荐各地圣贤后裔充当“奉祀生”,主持各地圣贤庙宇的祭祀。“奉祀生”的角色并不仅仅是行使祭祀权那么简单,身份上的特殊给他们乃至他们的族人带来特权,一切杂派差徭等项概行豁免。有特殊利益可逐,自然有人铤而走险,圣贤后裔亦不例外。

乾隆五十年(1785)六月,宁国府宣城县知县胡鹏云的案头,突然多了几份来自翰林院五经博士东野崇鐈的公文,内容是将境内吴靖臣等二十五人选为“奉祀生”,要求知县予以注册,并予以相应优待。知县胡鹏云觉得事情颇为蹊跷,一是所选“奉祀生”姓氏各不相同,二是数量多达二十五人,三是申请注册时间如此集中。真伪难辨,定有隐情。他决定将案件上报安徽巡抚,请求查办。

经审讯,“奉祀生”们供认,他们的博士印票是从王千尺、翟守煌那里以45两银子买来的;翟守煌则交代,他手中的博士印票是以每张30两的价格,从东野崇鐈的家人李宗鹏手中购得,他从中渔利15两银子。事情逐渐有了眉目,东野崇鐈是本案的关键。他复姓东野,先祖是周公姬旦,周公曾派其嫡子伯禽代为受封鲁国,又因伯禽的儿子伯鱼食邑在东野,伯鱼这一支的后代遂以东野为姓。康熙二十四年(1685),周公第七十五代孙东野沛然获封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传至东野崇鐈,已是周公第七十九代。

由于本案中东野本人是否知情,是否分肥,暂时不得而知,故安徽巡抚立即发文给山东,要求先缉拿李宗鹏,并命令安徽各地彻查有无私捐“奉祀生”的情况。他随后将案情上报乾隆帝,请求指派山东巡抚调查世袭五经博士是否知情枉法贪赃。

衍圣公的调查结果

本案调查是由时任衍圣公办理的。清代衍圣公权力之大,堪称历代之最,不仅拥有处置家族内部各种事务,包括司法案件在内的权力,而且对整个圣贤后裔群体拥有节制管理之权,几乎形成了自己的“小朝廷”。山东巡抚接到乾隆帝谕旨后,并未直接纠察东野氏,而是请衍圣公来处置。经衍圣公调查得知,五经博士东野崇鐈称家道贫难,无力修葺曲阜元圣庙,故自乾隆四十四年到乾隆五十年(1779-1785),经家人孔伯仲、李鹏宗之手,一共接受私捐“奉祀生”125人,私捐人遍布山东、安徽、云贵等地,每人收取贿银2两到10两不等,其中安徽揽捐404两,山东揽捐625两。

小小八品官,揽捐遍及多省,查出来的金额总计就达1029两,以至于东野本人都很心虚,为了尽量避免这些“奉祀生”抗差滋事,引得东窗事发,他将以前标明“豁免差徭”的旧票印刷板销毁,另刻制删去“免差”字样的新票板,用来印制执照。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胃口越来越大之后,终于被胡鹏云等发现了蹊跷之处。最终,此案涉案人员均被判处不同的刑罚,斡旋贿赂的经办人等被处以杖、徒、枷号的刑罚,所得银两追缴入官。《大清律例》规定,内外衙门官员枉法受财达80两者要处以绞刑,但山东巡抚认为东野氏受贿的404两是用于修缮庙宇的公干,另有625两中饱私囊,故上奏乾隆帝拟处以革职并“照枉法赃八十两绞罪上量减一等拟流”的处罚。

贪赃屡禁不止的原因

乾隆五十年发生“周公后裔揽捐贪赃案”后,道光四年(1824)又发生了“博士私给执照案”。按说,清政府已经出台了不少规定,力求遏制此类不正之风,如雍正年间规定充当“奉祀生”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当地有圣贤祠宇,二是其人必须是圣贤后裔,还必须经五经博士、衍圣公会同学政挑选,并报礼部备案颁发执照。又如乾隆年间,将外省“奉祀生”的选拔排除在衍圣公权力之外。再如嘉庆十八年(1813)规定“奉祀生”外出不得随身携带执照。其规定已经相当细致,为何贪赃者仍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呢?

这些看似严密的规定,为什么没能阻止贪赃现象屡屡发生,而且越到清代末期,法网愈织愈密,这种现象反而更为严重呢?究其原因,仍在于清代统治秩序中先天存在的固有矛盾:一方面,统治者为了强化政权的合法性,拉拢圣贤后裔群体,赐予他们多方面特权,以显示其崇儒理念。普通人为了拥有这些特权,加上圣贤后裔们也想从中分肥,就有了特权滋生腐败的链条。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争夺,衍圣公与五经博士作为地方利益的代表,自然想尽可能多地安插“奉祀生”作为触角,竭尽全力将自己的权力伸向全国各地。王朝后期中央权力衰落,制定的规矩越来越多,地方离心力量却越来越大,贪赃屡禁不止,问题层出不穷,也就可以理解了。

(作者:巩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文章来源:《法制日报》2018-12-26